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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一战过后,荀子侃侃而谈王道,为何赵王不能采用以挽回颓势?
2022-10-31 06:28:28 来源: 腾讯网

大约是在楚、魏大军解救邯郸成功后,赵孝成王将楚国主将临武君留了下来,好好款待了一番。

临武君,或许就是《史记·楚世家》提到的景阳。景阳为人,嗜酒而好色(《淮南子·汜轮训》)。因此,楚军出征前,赵国使者魏加还曾质疑其领兵能力,建议春申君另换他人。可实际上,景阳却精通兵法。这次救援行动中,他成功击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一天,另一位名扬东周的学术大家荀子来访,赵孝成王便邀临武君共同会见了荀子。三人谈得正起兴,赵孝成王突然问临武君:“用兵的关键是什么?”

这可是临武君擅长的领域,他马上就回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侦查敌人的动向,后发而先至,这是用兵的关键要点。”

这番回答,是临武君从军数十年的经验之谈,自以为能赢得满堂喝彩。

可荀子听了,眉头一皱,开口反驳道:“不对。我听说古代用兵之道,凡是动用军队进攻,根本在于统一民众思想。弓与箭不搭配好,那么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的步调不能一致,那么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士人和百姓不能归附君主,那么商汤王、周武王也无法取得胜利!所以,善于让人民归附自己的人,才是善于用兵之人。因此,善于让人民归附于自己才是用兵的关键!”

被荀子这么直接地否定,临武君有些下不了台,不服气地争辩道:“不对。用兵最重视的是形势与地利,而且常用诡诈之术。善于用兵的人,反应迅速而高深莫测,没人能知道他的军队会在哪里出现。孙武、吴起的用兵,天下无敌,哪里一定要民众归附才能战?”“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这都是兵家的不二法门。难道民众不归附就不发生战争了吗?

可荀子寥寥数语,就彻底压倒了临武君:“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这是想天下称王的君主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谋与势利;所使用的,是以诡诈之道,这都是诸侯所关注的事情!”

所谓“王者之志”,就是王道;所谓“诸侯之事”,最高境界也就是霸道。荀子称自己重视的是王道,而临武君关注的是霸道,这就让临武君有些自惭形秽了,不敢再开口反驳。

荀子继续说道:“仁人用兵,是不可能用欺诈手段的;那些能被欺诈的人,是防备松懈、羸弱疲敝的人。君主与臣子离心离德,军队就会像一盘散沙。所以,以夏桀的欺诈手段来对付夏桀,谁更巧妙只是看运气;可用夏桀的欺诈手段来对付唐尧,就好比是鸡蛋碰石头!

“仁德君主与各级将士思想一致,全军同心协力;下臣对待君主,就好像手臂保护头、眼睛、以及心腹一样。况且,仁人治理十里的国家,百里之内的动向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治理百里之国,千里之内的动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治理千里之国,四海之内的动向他都清清楚楚。仁人治国,必然是耳聪目明,时刻警惕,举国上下都和谐团结如一人。

“所以,仁德君主用兵,将他们集合起来,就形成一百人一队的编制,分散开就自动形成有序的军阵;展开军队,就像宝剑莫邪的剑刃,任何触碰它的东西都会被斩断;冲向敌人,就像宝剑莫邪的剑尖,任何阻挡的东西都会被刺破!

“至于残暴君主,又有谁愿意同他共赴战场呢?那些跟随他上战场的人,必定是他的百姓。可他的百姓亲近我们就像亲近父母一样,憎恨残暴君主就像憎恨仇敌一样。谁又愿意替仇敌去伤害自己父母呢?百姓必定会争相来告之实情,又怎么能欺诈仁德君主?所以,仁人治国,必然会一天天强盛,诸侯先归顺者安定,后归顺者危殆,想要与他为敌者削弱,反叛他的国家就会被消灭!”

听到这,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被荀子这番长篇大论所折服,由衷地赞同道:“说得好!那么请问天下称王的君主,采取什么样的用兵之道?他的治国举措又是怎样的?”

可荀子的回答,却让人意外:“对于大王您来说,领兵打仗只是次要的事情。”

接下来,荀子开始全面宣贯自己的政治观点:“让我先来说一说天下王者和诸侯强弱存亡的原因,以及国家安危各异的缘由。

“君主贤德,他的国家一定安定;君主没有才能,他的国家一定动乱;君主崇尚礼义,他的国家一定安定;君主忽视礼义,他的国家一定混乱。安定的国家强大,混乱的国家会走向削弱,这是国家强大与衰弱的根本原因。

“君主能被臣民敬仰,那么臣民就可为君主所用;君主不能被臣民敬仰,那么臣民就不甘为君主所用。臣民能被君主役使的国家就强大,臣民不能被君主役使的国家就会日渐削弱,这是国家强大与衰弱的常规。

“崇尚礼义、奖励功勋,这是国家强大的上策;重视禄位、珍惜名节,这在其次;崇尚功绩、轻视名节,这是国家强大的下策。这是国家强大与衰弱的一般概况。

“喜欢士人的国家强大,不喜欢士人的国家衰弱;爱护百姓的国家强大,不爱护百姓的国家衰弱;政治法令可信者强大,政治法令不可信者衰弱;民众团结一致的强大,民众不能团结一致的衰弱;能厚赏臣民的强大,不能厚赏的衰弱;刑罚威严的强大,刑罚宽松的衰弱;武器装备完固的强大,武器装备不齐整的衰弱;慎于用兵的强大,好用兵的衰弱;权力集中的国家强大,权力不集中的国家衰弱;以上这些,也是国家强弱的一般规律。”

荀子以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衰弱,根本在于国家的治理者,也就是国君。而国君治国,礼义才是根本;崇尚礼义的国家就能安定,安定自然而然就能走向强大。不过,荀子这番话所提到的“强”与“弱”,其实都不是指国家硬实力的显著提升,而是相对于弱者的“强大”。贤明君主能重视礼义,重视法度,他的国家自然安定;残暴君主不重视礼义,国家漫无法度,国家自然会因混乱而走向衰弱。可如果每个国家都是贤明之君,都崇尚礼义,那国家之间的强弱又该如何决出高下呢?

显然,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被荀子这番长篇大论给带偏了,完全意识不到这一逻辑漏洞。

接下来,荀子又举出了三个国家来进行具体说明。

“齐国人崇尚技击之术,如果凭借此术斩获敌人首级一个,就颁赐赎金八两,却没有作战本来应得的赏赐。这种做法,战事规模小、敌人脆弱时还可勉强使用;可一旦战事规模大、敌人强大时,那么军心就会涣散而四处逃散,往往不到一天就会全军覆没。这是使国家灭亡的军队,军队战斗力没有比这更加弱小的了,跟到市场上花钱雇人当兵差不多。

“魏国的武士,是严格按标准录取。身上穿着三套作战用的铠甲,携带十二石的强弓,背负五十支箭,肩扛长戈,头戴盔甲,腰带宝剑,身负三天口粮,然后在半天内行军百里。能达到以上标准的人则录用,免去其全家的徭役,赐予他们田宅之利。可这种做法,当武士老去后,他们的待遇无法剥夺,改造军队却不易周全。所以,即便是魏国土地广大,税收也相当稀少,这是让国家陷入危机的军队。

“秦国人,能谋生的出路少,他们役使人民的手段残酷凶狠,用权势来压迫民众,先让民众陷入贫困,然后用赏赐来引诱民众逐利,再以刑罚来胁迫民众,使得天下逐利的民众不参战就无法得到利益。使民众穷困然后役使他们,战争获胜后再论功行赏,促使立功与封赏互相促进。秦士卒每斩首五个,就可役使五户人家,这样的厚赏就能让秦军战斗力特别强大而且持久。除此之外,这也能增加秦国土地的赋税,所以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四代都强盛,这不是侥幸,而是必然。”

齐国重视底层士卒的作战技能,所以鼓励士卒掌握标准的作战技巧,以此技巧取得战功才有奖赏,不是以此技巧取得战功则无奖赏。在吴起影响下,魏国走的是精兵路线,凡是能通过严格体能测试的人就可入选军队,其家庭就能获得丰厚奖赏。而秦国则严格限制底层人士的谋生手段,百姓想改变自身命运,要么务农,要么上战场立功。三国三种不同的用兵模式,使得齐国军队不能抵挡“魏武卒”,而“魏武卒”又无法抵挡秦国的精锐士卒。

然而,秦兵是否就天下无敌了呢?

荀子却不这么认为:“以上这些军队都是为了追求奖赏、贪图私利而作战的军队,用的是雇佣兵法,没有值得民众尊敬的君主。没有民众甘心遵守的制度,更没有让民众忠于气节的原则。假如诸侯中有谁能用精妙绝伦的礼义气节教化他们,就能使自己的国家振兴,而让其它国家全部陷入危机!所以,秦国精锐士卒肯定无法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而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又不可能与周武王、商汤王的仁义之师匹敌。因此,只有用礼义教化,才是使民众团结一致的办法。以诈对诈,比的是谁用诈更为巧妙;以诈术去对付团结一致的民众,就像是用小刀去挖泰山一样,聪明的人没谁敢去试探。

“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商鞅,燕国的乐毅,这些都是众人公认善于用兵的名将。可他们之间谁用兵更巧妙谁更拙劣,是无法分出高下的。因为他们用兵的方法相近,却没能让军心和谐一致。他们要么是抓住敌人的弱点伺机欺诈,要么是玩弄阴谋颠覆他国,都免不了盗匪之兵的习气。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都采取使民心和谐团结一致的用兵之道,可也只是进入了礼义教化的门槛,然而还没能掌控其根本总纲,所以只能称霸而不能称王于天下。这就是国家强弱的检验标准!”

战国秦军是否能打败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是否能打败商汤王、周武王的军队,这都属于架空历史的假设,不可能有准确答案。但至少一点可明确,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已不是春秋以前的战争所能比拟。然而,商汤、周武、齐桓、晋文都曾创造出辉煌业绩,在后人心目中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山。荀子将后人难以战胜他们当作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赵孝成王与临武君也不敢有些许异议。

可既然荀子已将“王道”讲述清楚,为什么赵孝成王不能采用以挽回赵国的颓势呢?

关键在于,荀子所论述的“王道”,似乎有些不够确切的地方。

商汤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些历史上的王与霸,说他们都是凭借礼义教化而统一民心,似乎不太尽然。春秋前的历史先不谈,如果缺乏卓有成效的制度性变革,至少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就不可能称霸东周。

儒家所推崇的礼义教化,确实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但未必能让国家持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否则,商汤王与周武王之后,商朝与周朝为什么会先后走向了衰落?正是因为光凭礼义教化,已难以满足广大民众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需求,才导致了商、周社会在中晚期的动荡,并在不停的社会动荡中逐步走向了衰落。

因此,所谓“王道”,第一要务的确是要争取民心。但赢得民心不能光靠礼义教化,而是要依靠制度性变革,让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王道”所带来的生活改善,这才是核心关键。

所以,虽然侃侃而谈的荀子成功折服了赵孝成王与临武君,可他所主张的“王道”却因其内在缺陷,难以让赵国挽回颓势。

——完——

作者|欲云:喜欢历史的理工男,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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