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中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和经验总结，尤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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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始创于隋朝，但因隋朝只有短短37年的历史，虽然创建了这种制度，可留下来的经验却不是很多。

因此，科举制的真正发展，及慢慢地完善，要从唐朝开始。

唐朝也算是科举制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内发挥影响力，以及成为国家较重要人才选拔制度的最重要实验朝代。

之所以说是较重要人才选拔制度，而不是最重要，是因为唐朝每次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都不多，每次十多人到二、三十人不等，唐朝官员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从权贵、豪族家庭选用，以及通过他们举荐。

如此行为的原因跟唐朝的权力生态有关，也和当时的识字率和教育机制有关。

科举制的很多规则、漏洞等等优缺点，都在唐朝存在的两百多年间一一显现，给后来的宋朝将其完善，提供了范本。

相比起宋朝之后的科举，唐朝科举因为权贵插手颇多，在公平性方面还是略差一些。

比如唐朝科举中出现的“行卷”、“公荐”等现象，就是一种不公平的体现，也是权贵跟朝廷争夺人才的重要途径。

“行卷”就是考生在参加科举考试前，把自己以前写过的诗词、文章整理成册，送给权贵或已经成名的文人欣赏，让他们予以点评，如果得到好评，就能给考生带去一定的声望，供主考官参考，提高考试成功的几率。

“公荐”看名字就知道，是一种举荐方式，公开或公平、公正地向考官举荐考生，这是怕有的人才不适应用考试这种方式展现自身才华，或者考生及其家庭跟考官、权贵有宿怨，导致考试时的被动。

当然，以上两种方法都是基于唐朝的科举考试不怎么糊名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两种方法都是为了避免人才被遗漏，有资格点评考生文采和举荐考生的自然是高官显贵，由此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严重的徇私现象。

在唐朝中后期，权贵利用“行卷”和“公荐”为自己招揽人才，结党营私，几乎达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至于说常见的权贵私下给考官打招呼，要求选中自己的门生、亲眷、朋友、送礼人等等，更是无法制止，也无法防备。

虽然有科举制这个大杀器，但没有相对公平的考试方法，科举制在唐朝发挥的影响力慢慢衰落也是肉眼可见。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皇权渐渐势衰，想尽力保证科举制的公平，避免权贵插手过甚，也慢慢有心无力了。

在很多时候，只能依靠个别人来压制科举考试中的不公平现象，尽力让“才华”压倒“关系”。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说这个事。

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当年有一次科举考试，经过所有程序后，选出了33名进士，新的人才能为朝廷所用，皇帝和朝臣都很高兴。

但名单刚刚一出来，就有人来泼冷水了，有人举报，说这33人中有14人都是走后门考中的。

走后门也不稀罕，“行卷”和“公荐”其实就是一种走后门的方式，用才华来走后门。

但这14人被举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才华，或者说才华达不到科举要求的最低程度。

当时执政的唐穆宗李恒特别重视这事，马上安排这14人重新考试，《旧唐书·穆宗本纪》中记载：

敕今年钱徽下进士及第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以闻。

经过王起和白居易等主持的重新考试的结果不出意料，其中只有3人勉强合格。

唐穆宗最后宣判“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卢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

总数33人的录取名额，有三分之一不合格，由此可见这起科举舞弊案有多么触目惊心。

事情发生后，唐穆宗下令重考是应有之义，但选择谁才能公平对待考生？如前文所述，唐穆宗选的是王起。

王起是唐朝名臣，唐德宗时期入仕，唐宣宗时期逝世，活了87岁，仕途历经八代唐朝皇帝。

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也很长，本文就不一一交代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单独提起他，除了长庆元年科举舞弊案时，他被唐穆宗选出来担当重考的主考官，还因为他就是前面所讲的“只能依靠个别人来压制科举考试中的不公平现象”中的个别人。

王起曾数次主持科举选拔，不惧权贵，认真为国家选才，且人人夸赞公平，《旧唐书·王起传》中记载：

起前后四典贡部，所选皆当代辞艺之士，有名于时，人皆赏其精鉴徇公也。

在唐朝中、后期，权贵们在科举考试上大肆营私舞弊的情况下，出现这么一个人相当不容易，也难怪皇帝们都愿意选他主持科举选拔。

在长庆舞弊案发生后，王起替代先前有舞弊行为的钱徽为礼部尚书，主持科举选拔。

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王起上任前，“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王起上任后，“掌贡二年，得士尤精。”

但仅有他一个人也无法压制住权贵们的蠢蠢欲动，他在任两年后，就被当时的权贵大臣元稹、李绅联手找到他的错处，把他赶走了。

元稹、李绅赶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王起主持科举时，让权贵们无法插手徇私，《旧唐书·王起传》中记载：

及元稹、李绅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试之科。及起考贡士，奏当司所选进士，据所考杂文，先送中书，令宰臣阅视可否，然后下当司放榜。从之。议者以为起虽避是非，失贡职也，故出为河南尹。

当然，王起也不能真的长时间主持科举事务，否则，他的门生要多到什么地步？朝堂上谁说了算？

所以，唐朝当时的皇帝们即使知道王起公正，但也只能有偶尔使用，能让他“前后四典贡部”已经算不错了。

元稹、李绅也是利用了皇帝的这种心思，才能顺利赶走王起。

唐会昌三年（公元844年），已经84岁高龄的王起，再次被唐武宗李炎挑出来主持科举选拔。

让一个84岁的老头出山，估计是唐武宗没办法了，他实在无法肯定科举考试是否真能为朝廷选出可用的人才，只能寄望王起这位老将。

根据《唐人轶事汇编》中的记载，王起复出主持科举考试，寒门考生及其门生人人欢欣鼓舞，集体作诗为其唱和，夸赞其：

……三领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

当期科举名单出来后，权贵子弟全走了滑铁卢，因此，还有人作诗赞誉王起是“再辟文场无枉路”。

但赞誉王起的人的需要就是权贵的不需要，在权贵的施压下，仅过了一年，到会昌四年（公元845年），当王起第四次主持科举选拔后，就又被赶走了。

甚至于，权贵们害怕他即使不担任主持科举考试的官职，只要留在京城就会带来麻烦，一点不顾及王起的年龄，让他以80多岁的高龄到外地去做官，"其年秋，出为兴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两年后，王起死在任上。

会昌四年王起被赶走，随后的会昌五年（公元846年）举行的科举选拔就马上出现大范围舞弊行为。

《唐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了当期状元易重的经历，重考后有八人不合格，易重在重考后获得了状元：

会昌五年陈商下进士，張濆第一，重次之。后诏白敏中重考，覆落濆等八人，而重居榜首。

王起在，没这么些龌龊事，王起不在，鬼鬼魅魅就都跳出来了。

长庆元年的科举舞弊案及会昌五年的科举舞弊案，两起案件，证明了唐朝科举的衰落。

而只能依赖如王起这样的某个人来挽救，而不是制度约束，指望科举复苏，也是不现实的。

王起死于唐宣宗李忱登基后的第二年，唐宣宗执政时期，因其功绩被誉为“小太宗”，他对科举考试也相当重视。

但他手下没有了王起，他也无法和权贵们撕破脸，为真正选拔人才，他只能自己出马，《旧唐书·宣宗本纪》中记载：

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

史官的本意是赞扬唐宣宗好儒，但又何尝不是唐宣宗担心科举不公平，自己跑出来干起了监督工作？这本就不是皇帝的工作。

还有后代文人所著的笔记中记载，唐宣宗出外，偶遇外地来京的小吏卢沆，交谈后，觉得卢沆才华不错，就索要了卢沆的诗卷，回去后，唐宣宗亲自下令，让相关部门直接让卢沆通过考试，“令主司擢第”。

这也不是皇帝该干的事，唐宣宗的这个行为同样让科举变得不公平，但唐宣宗估计是太无奈了，不这么做，他有可能一个真正的人才都选不出来，名额全被权贵们霸占了。

由以上文中举例可见，唐朝到了中、后期，科举的徇私舞弊现象很严重。

制度已经如同虚设，只能依靠王起、唐宣宗这样愿意公正的人去偶尔纠偏，都逼得皇帝亲自去监督和考察人才了，唐朝的科举哪能不衰落？

参考文献：《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人轶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