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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失败,清朝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屈膝投降,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像一副副沉重的枷锁,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把中国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清朝统治者把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以“分赔”、“摊赔”、“代赔”等种种名目，统统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限期地方官吏“催迫完缴”。当时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造成了“大批居民赤贫如洗”。

“租种二亩田，要交十道捐;衣衫不遮身，烟囱不冒烟。清鬼，清鬼，要命!要钱!”

这是贫苦农民对当时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这是当时起义农民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怒声讨。

战后，鸦片烟毒泛滥全国。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二万多箱,一八五O年达五万多箱,十年间增加一倍多。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夕,广西桂平、贵县一带烟馆林立,贩卖鸦片“一本万利”,成为“各行之首业”。

仅在金田地区的江口圩，就有鸦片烟馆十几间之多。外国侵略者从中国抢走了一船船金银财富，运进来的却是一箱箱杀人不见血的毒药。中国人民目睹清廷“每年将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以有用之钱,换害人之物,无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

随着鸦片大量涌进中国的还有“洋货”。外国资本家凭借在鸦片战争中搜取的侵略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洋纱、洋布等商品。光是英国输入的棉纺织品,从一八四O年到一八四五年，五年间增加了四倍多。结果，使沿海一带土纱、土布销路大减，生产遭受致命的打击，大批城乡手工纺织业者因此失业破产，被迫离乡背井，到处流浪。

巨额的赔款,鸦片的输入,“洋货”的倾销,这一切都直接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

战后，每年流往国外的白银约三千五百万两,相当于清朝政府全年财收的一半。白银枯竭，自然造成银贵钱贱。

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捐税)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这就使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因银贵钱贱而骤增一倍以上。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