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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元的一生可以称得上跌宕起伏，精彩异常，这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礼乐初崩，政治生态逐渐迈向诸国交战。但君王以下，大夫阶层生鲜活泼，个性张扬，实有可观。宋国四朝元老大夫华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小国贵族，生逢乱世，命运虽被时代洪流裹挟，却称得上奋楫泅渡，既有失意之时，也有高光时刻。

【资料图】

他武能前线杀敌，因人出卖被俘作虏，又潜逃归国。文能折冲樽俎，周旋于强国之间，组织召开弭兵之会，换得一时和平安定。

他当得了人质，平得了叛乱，既能单枪匹马与楚国主将会面，凭借一腔诚信换得宋国脱险，也能禁得住国人的羞辱，一笑了之……

当时，华元的主角光环丝毫不比宋国的君主少，他斑斓多彩的一生，对中国历史典故和成语故事的形成也作出了诸多贡献。

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华元影视形象

于周为客还是亡国之余

华元的一腔抱负和一身功绩离不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宋国，换句话说，他的个人性格、处事风格、行事手段无不受到宋国历史文化和宋国周遭时局的影响。

宋国故城在今日河南商丘县南。国土最大的时候，有现在河南商丘以东，江苏徐州以西之地。战国时为齐、魏、楚三国所共灭。周朝的分封制是以姬姓人群为主体的，对于异性诸侯国则是以婚姻关系加以拉拢，异性诸侯国多也是周朝的功臣得以分封，进而形成“同姓是兄弟，异性是亲戚”宗法统治网。在当时，宋国的处境和杞国类似，杞国的国民是夏朝的遗民，宋国则是前朝殷人的后代，与周朝各个诸侯国相比，是比较尴尬的存在。宋国首任国君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由于纣王之子武庚的叛乱，微子启在周公的安排下接掌了这个被其他诸侯国环伺的国家，同样也接掌了宋人的亡国之师。

周王室在没有日渐衰微之前，宋国的处境虽然是被监视和被疏远的，但毕竟是客气的疏离，也代表着相当程度的礼遇。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

作为周代前朝商人的后代，在周朝就像是客人，因为周天子对宋国的国君是礼遇有加的，所以郑国的国君在皇武子的建议下也是厚待了宋成公的。

周王室和诸侯国待宋国以礼，那么宋国人又是如何处己待人的呢？

我们先来看宋国的君王，这里不得不提到宋成公的父亲宋襄公，历史上的宋襄公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不仅以宋楚泓水之战“仁义失国”而知名。面对泓水对岸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认为自己作为殷商的后人，应秉承古礼，因此以“仁义”之名，既不攻打正在渡河的楚军，也不趁楚军列陈之际袭击，一再贻误战机，直至兵败受伤。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当太子时更有“让国之美”的事迹。宋襄公作为王位继承人，觉得自己的庶兄目夷比自己更加忠信仁义，更适合做未来的国君。曾经为了逃避继承，而躲至他国。

继承王位之后，他早年追随齐桓公，辗转诸侯之间，声望渐隆，渴慕仁义并实际践行，颇有恢复殷商旧业之雄心，泓水败绩后，颇为时人所耻笑，亦为后世所镜鉴，他既盲目自信又充满自卑，既信守仁义，又木讷执着，他是宋国文化精神的缩影。

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宋襄公影视形象

那么，宋国的国民呢，诸子记载中的他们，有的思路清奇，有的偏执可爱。比如，《孟子》“揠苗助长”，《韩非子》“守株待兔”“信子疑邻”《列子》“田夫献曝”…… 至于原因杨树达先生曾经专门论述，可能既有《汉书地理志》所言之由，“其民有先王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也有其他诸侯国对宋国的刻板印象吧。

各自为政与弃甲而复

了解宋国的历史情境及民俗世风，对于华元及其身边人所思之事，所行之迹，便不难理解了。

华元是宋戴公的五世孙，华督曾孙，华生御事之子，妥妥的官宦之家，贵族子弟。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宋国和郑国交恶，楚国和晋国争雄，郑慕楚，宋依晋。公元前606年春天，郑国作为楚国的亲善之国接受楚国命令攻打宋国。宋文公派华元、乐吕带兵抵御。双方约定，二月初十这天在大棘交战，大棘即是河南省的柘城县，离宋国的国都商丘不远。结果宋军大败，华元被郑军俘虏。被俘虏的原因是两军交战之前，华元为了鼓舞士气，杀羊犒劳将士。忙乱中忘了给他的马夫羊斟分一份，羊斟便怀恨在心，遭到了车夫的报复。

据《左传》记载，天明两军交战之时，羊斟对华元说 “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就驱车冲进郑军军中，郑军赢得不费吹灰之力。羊斟作为以私害公的典型案例被史家重重记了一笔，也为后世留下了“羊斟惭羹”的历史典故和“各自为政”的成语故事。

我们可能觉得车夫是个下人，格局过小，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提到“在上古封建时代，贵族阶级，内执政柄，外总兵戎，文武绾于一身。而且亦惟贵族，才有当兵资格”。可以想见羊斟作为宋国贵族，由于被忽视而心生怨恨。

故事到这里并没结束，由于华元是宋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人物，宋文公不惜花费一百辆战车、四百匹毛色鲜亮的良马，要从郑国赎回华元。战车和良马还没全部送到郑国，华元设法逃了出来。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华元，立于宋国都城城门之下，让守城士兵通报才得以进城。回国后，他马上找来羊斟，试探问他：“当时是因为马不听指挥了吗？”羊斟直面回答：“不是马的原因，是我原因”。华元确认此事后，似乎并没有着急处罚羊斟。后来，羊斟逃亡到了鲁国。

华元败军逃回后，性情耿介的国人也没忘了嘲笑他，华元争辩失利后似乎也并未恼羞成怒，自认吵架本领不如人。

《左传·宣公二年》：“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宋国修筑城墙，由华元担任工程监督。筑城工人唱：“睁着两只大眼睛，挺着一个大肚子，被敌人（郑国）打得丢盔卸甲逃回来，满脸蓬松的大胡子，被敌人打得丢盔卸甲逃回来。”后以“睅目皤腹”这一成语来讽刺败军。华元不甘示弱，让他的贴身武士喊话道：“有牛就有皮，犀牛多得是，丢了皮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做工的人说：“即使有牛皮，又去哪里找红漆？”华元说不过，自认倒霉，对属下说：“走吧！他们的嘴多，我们的嘴少。”

长袖善舞与弭兵之会

华元军事作战能力可能有限，但是折冲樽俎，谈判于两军阵前确是一把好手，想不到的是他谈判取得胜利的原因，这里我们借助《公羊传》的记载，竟然是因为具备诚实的美德，就是说实话。

宋文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95年，宋楚交战，楚军势如破竹，将宋国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楚军主帅子反带领部下，向宋军发起猛烈攻击。宋军在华元的指挥下，居高临下，顽强防守，击退了楚军的多番进攻。双方僵持不下，楚军只剩七日之粮，子反来到修筑的工事前窥探宋国都城的情况，华元出城来见。

问：您的国都怎么样？

答：不行啦！

问：怎么说呢？

答：粮草早已吃光，大家已经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了，大家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

问：不行啦？是真的吗？我听说被围困的军队，都让马衔着木棍，显得粮草富足，我能相信您吗？

答：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我看您就是君子，自然实情相告 。

说：好吧，你们加油吧，我们也就剩下七日的粮草了，用完了，就回楚国了。

子反将华元的回答向楚庄王报告。楚庄王责备他为何漏了老底，子反正义凛然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

庄王仍要进攻夺城，子反却说自己要回家，庄王一听主帅要回家，就说“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楚王表示没人陪，自己也坚持不下去。结果宋楚停战讲和双方保证不再互相欺瞒，华元作为这项和约的人质到楚国居住。盟约上写着：“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是成语尔虞我诈的来源。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守城之战，华元和子反颇富戏剧性的三问三答结束战争，《左传》与此记载稍有差异，明代《东周列国志》更有华元夜入楚军大营，二人叙谈之后，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的桥段，更加令人捧腹。总之，经此一役，华元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二人结拜

宋共公在位期间，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小国，迫切需要和平发展，休养生息，华元作为宋国的右师，在周边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也享有一定的声望，不但与晋国执政卿栾武子称善，也和楚国令尹子重交好。

公元前580年晋楚关系回暖、互派使臣，华元在这一年的冬天，“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奔走于晋、楚之间，进一步调解两国的关系，促成晋楚和平相处。次年5月，在华元的安排下，晋国的卿士燮与楚国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签订的合约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弭兵之会。

公元前576年夏季，宋共公薨逝，右师华元亦曾力挽狂澜，平息宗族内乱，辅佐宋平公继位，在此之后，仍持续活跃在宋国的政治舞台，直至公元前571年，与鲁国、晋国、卫国等谋划修筑虎牢关，借以遏制与楚国亲近的郑国。

华元的一生可以称得上跌宕起伏，精彩异常，这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想来站在不同的时空坐标，我们投向历史深度的角度和目光也有所不同，但是古今中外对安定、和平的向往想来概莫能外，这里借用春秋时期一位小国贵族的政治生涯来反观那个战祸频仍而又活力四射的时代，共同表达对康平之世的祈愿。

参考文献：

1.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4.王永《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0卷，第2期，第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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