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内容可分成明显的四种：

第一、讲史的部分，如前文写十常侍之乱、何进之死，后文写杜预献策、王濬收复石头城等，这个部分时序较为明确，多数是按照《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编排而来的。

(资料图)

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纲目》

第二、英雄传奇的部分，如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长阪坡救阿斗、张飞喝阻当阳桥等故事，这一部分的来源颇为复杂，却也基本不外乎《三国志平话》及元明两代的杂剧，有时《三国志平话》里的故事和元明杂剧中的故事有所龃龉，作者会进行调整，使之前后一致，但有时也有未能尽善的地方，如孙勇进老师注意过的《三国志演义》中的马超惯用长枪，唯独与张飞斗争时使用了元明杂剧中的“铜挝”做武器。

第三、诸葛亮的智谋、法术故事，如草船借箭、借东风、七擒孟获等，虽则也不外乎《三国志平话》及元明杂剧，但按照陈翔华老师的研究，这些故事的形成却是以唐代以诸葛亮为主要人物的“智将”故事为基础的。

第四、说人情的部分，如凤仪亭吕布戏貂蝉、甘露寺吴国太看新郎等，这个部分被研究的不算多，拙见以为是除了出自《三国志平话》和元明戏剧外，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出自元明之际的评弹作品的，此类作品今日流传不多，较为重要的一部是大约成书于明季的《三国志玉玺传》。

此书今存两种，都是抄本。其中一种是残本，赵景深先生旧藏，谭正璧先生《弹词叙录》中有过简略的介绍；另一种是完全本，藏于郑州市图书馆，中州古籍出版社有整理本行世。这本书的各卷绝非一次抄成的，比如第二卷尾写“乾隆元年录”、第十一卷写作“乙亥巧月，郑抄录”，应是乾隆二十年七月，所以各卷都应该写定于乾隆年间，这是一定的了。

而问题在于，即使一卷之内也未必是同一时间抄成的，比如抄本在一段之内便有人名前后不一的现象，如黄巾首领程远志或者写为“呈志”，或写为“陈远”、“陈志远”等，陈宫又写成“陈公”等，应该是前人抄录、后人补缀而致此误的。

本书明为乾隆抄本，但又间或不避讳“玄”字和“真”字，如赵云故里写为“真定”而非“正定”，应该是就康熙之前的抄本补缀而成的。

《三国志玉玺传》

而其若是清初的版本又不避讳“胡”、“夷”等字，所以可知是书当有明本作为依据。其时间上限则应在《三国志演义》行世之后，因为此书中多有《三国志演义》的原创人物，如上文中提及的黄巾军领袖程远志以及被华雄斩杀的所谓“名将”俞涉、潘凤等，所选择的历史事件也完全是追随《三国志演义》的，其引用的诗作多题名周静轩，与嘉靖壬午本不符，而更接近于周曰校本，但个别字句有所出入。

如吕伯奢死后，周曰校本有周静轩诗一首：“夜深喜识故人容，匹马来还寄旧踪。一念误将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雄。”李卓吾评本第三句作：“一良误将良善戮”，毛宗岗本则干脆把诗删去了。《三国志玉玺传》写作：“夜深善识故人容，匹马踪还寄旧踪。一念误将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雄。”可见其所依照的版本是更早的周曰校刊本，至于其间的出入，或是口口相传致误，或是传抄致误，抑或别有所本。

不过，此书的最终抄定者又似乎未见《三国志演义》全书，故书中多有别字，除上述陈志远之外，还有将卢植写作“罗植”、曹节写作“王节”等，应该都是评弹艺人口口相传而致误。

《三国志玉玺传》

此外，我们还可以相信，最终写定的抄书人的身份必不是评弹家，如写三英战吕布时，刘备上场之前，书中便写“三匹马儿十字样，相持厮杀定乾坤”，“十字”应是“丁字”之误，如果此书经过评弹艺人的最终整理，应该不会有此种错误。

此书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历史大势相关的部分，多与《三国志演义》相一致，多用史笔；二是与人情相关的文字，则多用文笔，如貂蝉出场的一段，《三国志演义》仅写“颜色倾城，年当十八，允以亲女待之”，而《三国志玉玺传》则写道——

淡妆浓抹西施色，翠绕珠围锦簇身。

千姣百媚花无比，倾国倾城何处寻。

风流妆出迷魂阵，降伏人间狼虎心。

金钗能敌刀枪阵，不用干戈定太平。

胭脂色醉英雄胆，一见神消自丧魂。

香麝暗飘堪彻骨，香不迷人人自迷。

细细金莲行得慢，香风先送画堂前。

极尽描绘之能事。故事中的吕布与貂蝉又经常“口占一曲”，作者写吕布对月怀貂蝉——

侧倚栏杆闲望月，无聊凄切冷清清。

月光一色人人共。几处悲欢事不均。

他人春映芵蓉帐，今宵快活胜三春。

我身在此挨清冷，寂寞偏嫌更漏深。

坐对孤灯心恍惚，呆呆望月听虫鸣。

只见银河清淡淡，偏生不易到天明。

独倚栏杆无聊赖，口占一曲解愁心。

梁鼎铭绘《吕布戏貂蝉》

与英雄故事无关，分明是才佳小说的形象。书中写人情的部分多引用宋元戏曲，如卷一中刘备与邢姣花盟誓：“愿学宋弘存礼义，不学王魁薄幸人”，《王魁负桂英》一出本是南戏，王魁为南宋时人，又卷二王允叱责貂蝉时说：“敢效莺莺廉耻失，花前月下慕私情”，事当出自金代《董西厢》，原型则在唐时传奇《莺莺传》，于三国时本不当有，作者在此写出，分明是架空历史的意思，与历史大势部分的严谨颇不相合。

其写人情故事和历史故事时都可以视为是独立的篇目，并不完全相关，如刘备落草、因蝴蝶传递香囊而与糜夫人遇合等都无关大势，可以视为独立的章回。反之，若将写历史的部分删除，仅保留落草、遇合、过江娶妻等事，则全书以刘备落草、孙坚夺玉玺始，以孙刘联姻为终，用玉玺为道具勾连全篇，也并不失其完整性。

刘旦宅绘《吕布戏貂蝉》

此外，写人情的部分与《三国志演义》的分歧较大，如其描述吕布与貂蝉事时，写董卓的两个女婿分别是牛辅和蔡邕，而非《三国志演义》中的牛辅和李儒。马腾造反是因为马超拒绝被董卓招为女婿，并误杀了其诰命夫人，而非讨伐李傕、郭汜之乱。又写孙家小姐名叫孙万金而非沿用《三国志演义》中的孙仁等。

因此可以相信，这两个部分原本是各自独立的，只是后来的评弹艺人为了三国故事的完整性而就《三国志演义》的故事补充，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版本。

且有理由相信，玉玺部分故事的发生次第并不完全在《三国志演义》之后。如刘备的一些传奇经历，并不是完全无本的，书中说刘备落草后杀督邮，与《三国志平话》中他因杀督邮而一度落草泰山因果相反，但事实几乎同构。

董太后的侄子，即小说中所谓国舅名叫董重，《三国志玉玺传》称为董承，整理者改为董重，并以为“因为下文上有大段董承故事，不应在此死去”，实则是《三国志平话》中将此人写为“董成”，《三国志玉玺传》就此沿用，于是便有同音之误。

此外，清《传奇汇考标目》引《海澄楼藏书目》中说有宋元戏文抄本《刘备》一册，又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金院本拴搐艳段中有《大刘备》，“拴搐艳段”即正戏前的小段，如同今日的二人转小帽，都是以刘备为主人公的故事。

所以，尽管《三国志玉玺传》的最终成书一定在《三国志演义》之后，但以刘备为传奇的故事却可以发生在其同时或之前，玉玺的故事便是从这种传统中衍生出来的。

刘备画像

过去有一种说法，以为《三国志演义》是王实甫的作品，如陈鼎《黔游记》与谢庭董《关索岭辨》便持此说，蒋箸超《古今小说评林》也说：“《新义录》以《三国》亦王实甫所著，实甫系词章名家，谈吐似乎不类”，但若将王实甫的三国作品认定是另一种类似玉玺故事一样，即以人情故事为主体的三国剧作或小说，则此说未必为误。

前已说明，《三国志演义》本是“按鉴”出身的作品，而按《资治通鉴》的记载，孙坚与刘表相争，无干传国玉玺事，反而是袁术策动他对刘表出击。刘表这个人物并非《三国志演义》中写的那般无用。荆州刺史本是王叡，但因为得罪孙坚而被孙坚逼死。

刘表刚到荆州的时候，长江以南多有宗贼作乱——也便是世家大族的武装力量，当中一个领袖名叫苏代，自称长沙郡长（太守），贝羽自称华容县最高长官（华容长），阻兵作乱。刘表刚到的时候，一个人进到宜城，与当地豪强蒯良、蒯越、蔡瑁等人一起商议对策，最后让蒯越派人诱骗苏代一伙，杀掉对方五十五人，将所有残余势力或消灭、或改编。

宗贼的残余势力张虎、陈生割据襄阳，刘表便派出蒯越和庞季二人不带兵马招降，宗贼便平定下来，刘表也在荆州扎稳了脚跟。

叶雄绘刘表

《后汉书·刘表传》中说他对当地民变部队“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很是肯定了他的能力的。东汉末年固然是乱世，传位于子嗣却也不是每位刺史都能做到的，但刘表却能做到最终将荆州传与自己的儿子刘琮，《后汉书·孔融传》又讲他“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搞的全都是路易·波拿巴式的小动作，可见其人未必没有称帝的野心，只是时机未到。

即使相比于曹操，刘表的志向也并不算小，但是相对于公然称帝的袁术，刘表又能够积极忍耐，个性上要沉稳得多。就这个意义上讲，刘表自然是一代枭雄。《吴历》记载曹操的感慨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固然是对孙权的赞美，却也将刘表与孙坚对举，亦即是表明刘表经营的荆州也是为后世创下的基业，这番话在对刘表后继无人的遗憾之中也带着对刘表昔日实力和能力的认可。

然而坐拥荆襄之地刘表从未公开声明讨董，反倒与袁绍互通款曲。彼时的袁绍又正准备将皇帝换为刘虞——当时鲍信写信给曹操说，认为袁绍简直等于另一个董卓，所以在袁术与袁绍之争中，孙坚站到了袁术一边，进攻袁绍的盟军刘表。何况，从私人情感上而言，在稍早些的时候，袁绍险些端了孙坚的老巢阳城，孙坚也应当征讨刘表以作报复。

《三国志演义》于此不取，反而以传国玉玺的故事贯穿全节，不得不说是受了玉玺故事的影响的。只不过在《三国志玉玺传》中，玉玺的存在第一是作为刘备与邢姣花两世姻缘的信物，第二是作为刘备成为正统皇帝的证明，而前者尤为重要——因为刘备虽然因渔民打捞出玉玺而称帝，但玉玺的失而复得却是与邢姣花的死而复生关联到一起的。

吴湖帆绘蜀主刘备

刘备晋位汉中王后，自觉后宫无主，但在一次酒席筵后，突然看到墙上一首诗：“花谢重开在益州，姻缘合过两重刘。前生玉玺今生见，安享荣华数十秋。”这里的玉玺宛如《本事诗》“安昌公主”条中的铜镜一样，不过是两人离而复合的信物而已。

但到了《三国志演义》中，玉玺则被赋予了权力象征的内涵，成了人人必夺的宝物，故事的主题也由“两世姻缘”转化为“夺宝-复仇”。

有人说：“当丁达尔效应出现的时候，光才有了形状”，我们说：当权力的信物出现的时候，割据的英雄们才现出了原形。

在面对权力的时候，孙坚在匿、袁绍在争、刘表在截。孙坚在得到玉玺之前，拒绝董卓联姻、修葺宫殿，俨然一代忠孝义士，但在听到程普说玉玺代表天命之后，不但立刻丧失了讨董的理想而一心割据，而且在袁绍、刘表面前公然以自己的生命为誓赌咒扯谎，毫无信义可言。

袁绍在争夺玉玺之前虽然莽撞狂傲，但毕竟有与董卓抗衡的果断和决心，一旦听说孙坚藏有玉玺，马上派人索取，用最蠢的借口说：“既然获得，当对众留于盟主之处，待诛了董贼，复归朝廷”等等，遭到拒绝后，先是逼迫孙坚、再是与酸枣群雄在孟津逡巡不前，最后干脆“引兵拔寨离洛阳，去投关东”，完全是个不务正业的盟主——毛宗岗父子反讽他：“盟主走了，好个盟主”，李卓吾说他“自然做不得盟主，众诸侯解体而去无异也”。刘表则为虎作伥，毛宗岗反问说：“既能引兵截孙坚，何不兴兵勤王室？”

金协中绘《匿玉玺孙坚背约》

我们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大概也只有一个结论：刘表捍卫汉朝政权是假，夺取玉玺，争取自己的政治资本才是真。

然而这些政治人物无疑都忘了治理天下本是在德不在鼎的。是说出自《左传·宣公三年》：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便是“问鼎中原”的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又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说法。但楚庄王芈侣之问并没有真正让周朝失去九鼎，《淮阴侯列传》更只是把鹿作为一种比喻，到了《三国志演义》中，玉玺成了实实在在能够周转于各路诸侯之手的物件。

但三者的含义却是一致的，也就是王孙姬满对芈侣所说，天命所在，“在德不在鼎”，一个没有德不配位的人，即使得到鼎也会失去，所以九鼎才会由夏至商、由商至周。

连环画《征黄祖》

同理，玉玺自然是天命的象征，但孙坚得到玉玺之后，转瞬即为黄祖所杀，袁术得到玉玺之后，随即身败名裂，正说明了无德或没有获得天命的人，得到玉玺只能为自己带来祸殃。为了加强故事的惩戒意义，作者还安排孙坚先后在袁绍、刘表面前赌咒发誓：“吾若果得玉玺，不将与汝，令吾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吾若有此物，死于刀箭之下！”

最后果然应验，后世小说如《说唐三传》将同样的情节安排在罗成、罗通父子身上，是将民间的道德意志神化为天谴，两者都在突出一个“信”字，只是前者结合了忠和仁，后者结合了义和礼而已。

用嘉靖壬午本序言里的话来说，便是“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明乎此，《三国志演义》的主题便明白了大半；明乎此，也终于知道刘备作为圣君象征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