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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亮点!明代官制杂说:从出身身份到史官史录
2022-10-19 17:44:15 来源: 腾讯网

作者:史遇春

明朝立国初期,朝廷对内阁辅臣、九卿的选用,原本没有出身拘限。


(资料图片)

何谓内阁辅臣?

内阁辅臣,也就是内阁阁员。

明代的内阁辅臣,人数一至七人不等。

何谓九卿?

明代的九卿,有大九卿、小九卿之分。

大九卿。

大九卿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

小九卿。

小九卿为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尚宝司卿。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公元1464~1487年)、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公元1488~1505年)年间,内阁辅臣、九卿的选用,有其制度和惯例,大体如下:

一、内阁阁员,必须是翰林出身。

二、吏部的左、右堂官(左、右侍郎),其中一人必须为翰林出身。

三、礼部堂官(尚书,左、右侍郎),如果不是翰林出身,那就无法担任相关职务。

四、兵部正堂(尚书),必须担任过巡抚;左、右堂(左、右侍郎)必须一人为南方人、一人为北方人。

五、都察院正堂(都御史),必须从御史中选用。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公元1522~1566年)朝,官员的选用,局面已稍有变化,不同于前朝了。

当日,霍韬说是:

“从汉朝的历史及制度考索,凡是被公认为贤明的宰相,其人全都曾担任过郡守;研求宋代的规制,凡是要被选用为宰相,其人都必须有担任州郡官的经历。为何要这样?大约是因为,有州郡官的经历,才能深知民间的疾苦、才能通晓底层的人情世故。本朝如薛瑄,出身御史,后进入内阁;又如李贤,出身吏部验封主事,后进入内阁。这二人,皆为一时名臣。当今的大学士杨一清,也是经历陕西巡抚之任,后为吏部尚书,进而入阁任事。由此看来,任用贤明,没有固定的模式,需善于变通。故而,对于辅臣的任用,可以不拘一格,朝廷应当把这一思路与模式裁为定制,永远予以遵行。”

霍韬的说法,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这是对旧有制度的破坏。

因为霍韬本身就是破坏制度的受益者,所以,他的话讲得似乎“为国谋划”,但其实质,是否是在“为己谋利”,大约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这里,可以看看霍韬的简要情况,以便了解其人。

霍韬(公元1487~1540年),字渭先;号兀厓、渭厓;明代广东南海人。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会试第一,告归成婚,读书于西樵山。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授职兵部主事;因议“大礼”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多次被朱厚熜升迁,越级担任礼部尚书,主掌詹事府事务。丁忧之后,被朝廷起复,历任吏部左侍郎、右侍郎,因喜欢与人争竞,导致其被皇帝厌弃,外任为南京礼部尚书。在南京任职期间,其施政以维护礼教为要义;然其为人行事,多不符合公论。后来,他第二次担任礼部尚书,卒于任上,谥曰文敏。有《诗经解》、《象山学辨》、《程朱训释》、《西汉笔评》、《渭厓集》。

明世宗朝,张璁(即张孚敬)、夏言能够进入内阁,都是因为在“大礼议”中,他们能够迎合皇帝而受宠的缘故。

考查之前的历史:

明太祖洪武(公元1368~1398年)朝,丞相胡惟庸被朱元璋诛杀之后,朝廷罢除丞相之职,不再设置;遂将重任分由六部堂官担当,而六部由皇帝直接统管。

之后,内阁设置大学士之职,仅仅作为顾问而存在,秩俸也才五品,不掌权柄,也无实权;其升降调动,也是由吏部管理;互相之间,有所钳制,防范很是严密。

自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进入内阁之后,三人甚至以少师、尚书而兼任大学士。至此,他们的官位已经比一般的六部尚书尊崇很多。他们出口成令、手握权柄,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故而,朝廷内外,都称之为“宰相”。

其时,内阁之中,有文渊阁印,印文为玉箸篆书。此印只在密封上呈的诏书草稿、题奏、揭帖时动用;内阁若向各官署行文,则用翰林院印。

明成祖(朱棣)永乐(公元1403~1424年)、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公元1426~1435年)以前,凡进入翰林院任职者,不会将其出身拘限于进士。例如,方孝孺,建文帝(朱允炆)召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士奇,朱棣授职翰林院编修;胡俨,永乐初担任翰林院检讨;他们全都不是进士出身。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公元1457~1464年)年间,朝廷采纳了李贤的建议,对进士科特别重视;从此,如果不是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及庶吉士,是不能进入翰林院任职的。

史馆之中,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全都自称“太史氏”,是因为他们独有“史官”之名。

史官负责修撰实录。实录进呈之后,草稿必须焚毁,一字不得外传,况且实录之中,很多小事阙如不载;而重大的施政方针,又多不录。如此一来,史官虽自称为“太史氏”,但已全无往古史官的本质。

关于史官与史录,明人王鏊在《拟罪言》一文中说得十分明白,其详如下:

孔子没世,天下不再有经;

班固亡故,天下不复有史。

古代所谓的史官一职,全都是世代相传、父子守护的事业;为了守业,史官往往以身死职,以此,方不辜负世守其业之意。

比如,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与南史氏。齐卿崔杼杀害其君主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遂诛杀太史,太史之弟接着实书其事,其两个弟弟又全被崔杼杀死;后来,太史的另一个弟弟继续按实记录,崔杼才放弃继续杀戮。南史氏听说太史被杀,于是,他执简前往,在得知太史已直书其事之后,方才返还。

又如,春秋时期晋国的董狐,他是晋灵公的史官、周人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作史狐。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准备诛杀正卿赵盾,赵盾出逃,他还没有逃出国境,赵盾的族弟赵穿就袭杀了晋灵公,并迎回赵盾。董狐在史策上记载:赵盾弑其君。又以此公示于朝廷之上。赵盾不以为然。董狐认为,赵盾身为正卿,出逃还未越过国境,回来之后又不讨伐叛贼,这样说来,杀死国君者,不是赵盾,又是谁呢?孔子听说此事,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

自有史官之职,一直到汉代,如司马氏、班氏,依然是父子相传的事业。

凡人主到达的地方,史官全都执笔随从。人主的言辞举动,全为史官所亲见亲书。因为这样,所以,后世读史,就像是在亲眼目睹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例如,司马迁、班固在其所著史书中记载的灌夫使酒、霍光废立,所述之事真切,读来如在其时。其他记载如张汤佯惊、张禹屡顾,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记录事件而已吗?读罢之后,史实背后的真诚与虚伪,全都能够会心而得,这才真是所谓的“信史”啊。

到了后世,也有史官,史官也有确定的人员,但是,细究起来,史官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因为这样,人主的动静,因史官与之相距甚远,而不能相及,故而,一代政务的执行与废除,史官是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而得知详情的。

后世所谓的史官,只是在帝王变换、朝代更替之后,通过编辑朝臣上呈的各种奏疏,然后分类整理记载,况且,史官在整理史料之时,又要被重臣掌管监督;再者,奏疏中的言辞,果真都会是事实吗;还有,重臣所给的指导意见,果真全都公允平正吗?

还有,大多数时候,这些所谓的史官,全都生于其所撰写历史的数十年之后,他们都是在追述数十年之前的史事;当日历史中的曲直是非,他们全都茫然未曾听闻。他们所撰写的内容,要么从传闻得来,已经不是真实的状况,即使事件是真实的,但是,史实背后的真诚与虚伪,又如何能够照见?要么为众议所折,不得记述;要么迫于权力职位,不敢记述;要么因才识局限,没有能力记述;所以,一代的君臣谋划计议、功勋业绩,全都凐灭而不能传于世间,而一时之奸诈邪恶情态,也没有能够发其隐微而为后世所鉴戒,还有,掌管监督写史的重臣,又往往会把其私人的喜好与嫌恶夹杂于史料之间,所以说,班固亡故,天下不复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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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1.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

2.明·王鏊《震泽集》

3.明·章潢《图书编》

4.清·张英《御定渊鉴类函》

5.《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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