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风

有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不是蒙古人开创的元朝，而是唐朝。更有意思的事，这个极限疆域不是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打造的，而是被后世选择性忽视的唐高宗李治。唐高宗龙朔年间，唐朝疆域版图东到朝鲜半岛，西至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临越南横山，国土面积达到一千二百三十七万平方公里。

【资料图】

唐朝疆域图

除此之外，唐朝还达成了一个后世中原王朝（满清除外，个人认为满清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而是类似于辽的一个复合制王朝）难以企及的目标：碾压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实现对草原的实际控制。这一点即便是尚武值拉满的汉朝也未曾达到，哪怕汉朝有着卫青、霍去病这样千年难遇的优秀将帅。

能够达成这一目标，唐朝实行的府兵制居功甚伟。这种由西魏时的一代人杰宇文泰开创的兵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有效、最具威力的兵役制度，没有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有一种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它有效地解决了军事开支和财政开支之间的矛盾。

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骑兵俑，原型应该是东宫六率士兵，他们和十二卫一样以府兵为主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古代战争虽然没有大炮这样的吞金兽，但保持一定规模的军队也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毕竟军队要求足够的给养，这需要政府巨量财政支出才能维持。一旦开支过于巨大，整个王朝都会陷入危机。尤其是在王朝中后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宋朝和明朝就是这样被拖垮的。相比而言，府兵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兵农合一，消耗较少。

府兵是从均田户择优选拔充任，从国家获得土地作为经济保障，但需要自备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战时为兵，平时为民，非战时国家基本不需要消耗什么，极大减少财政开支。

唐朝骑兵

这样的兵役制度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最为理想的兵役制度，可最终还是走向消亡。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府调用府兵的鱼符停用，府兵制正式瓦解。数年之后，扭转唐朝国势的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

从贞观时期横扫四海的辉煌，到天宝年间的黯然退场，府兵的兴衰几乎是唐王朝命运的写照。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原因很复杂，下面这几点最为重要。

全副武装的唐朝禁军和皇帝

首先是制度的破坏。唐初，府兵除了对外作战之外，还有轮番到京师宿卫的任务，称之为“上番”。根据折冲府距离京师的远近给番：一百里外，五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一个月，称为五番；五百里外，七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一个月，称为七番；一千里外，八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一个月，称八番；超过两千里的，十八个月轮到直番上宿卫两个月，成为九番……无论宿卫一个月或两个月，都指宿卫的实际日期，不包括往返时间。

虽然上京宿卫加上往返路程需要的时间不少，但总体上还能承受。但从高宗在位后期，轮番上直的制度被破坏，唐政府开始不根据定章让他们上直，“番兵更代，多不以时”。这严重影响了府兵家庭的农业生产，原因很简单，能够胜任府兵职责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担当。

唐代铠甲示意图

经济条件恶化的同时，府兵的晋升机制被破坏。原本进京上番宿卫的府兵可以看做是禁卫军，被称为侍官，社会地位颇高。

随着唐朝社会趋于稳定，原本禁军十二卫将军不再是久经沙场的宿将，而是一些无能的外戚或者归唐的蕃将。十二卫卫府的僚佐，也成为了权贵子弟进身的渠道。这些家伙把直番的卫士当做奴仆一样看待。府兵的地位一落千丈，在都城长安“侍官”甚至成为骂人的话。这种状态下，愿意充当府兵的人越来越少，府兵的素质不断下降，府兵的战斗力也随之下滑。

安禄山

府兵制瓦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王朝对外战争的长期化。西魏创立府兵制的时候，疆域狭小，府兵作战的范围和时间都相对有限，对生活的影响有限。到了贞观年间，作战范围随着唐王朝疆域的扩大而拓展，但时间相对较短：“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而能克捷”。这种状态下府兵的负担还不算太重。

随着边境线的延伸，军事任务呈现长期化的趋势，需要大量兵力驻守。这些边防军人中虽然大多数是临时征募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府兵。这让府兵不得不面对几乎无穷无尽的兵役负担。尤其是当吐蕃兴起后，双方的对峙与较量呈现常态化的趋势。为了防备吐蕃部族的入侵，唐朝不得不在今青海、甘肃一带屯驻大军。包括府兵在内的唐军长期驻守，难免造成“师老兵疲”的不利状态。

后世画作中吐蕃军人，装备精良的他们是唐军最大的对手

更恐怖的是，府兵还要面对战败的恶果。670年，大唐名将薛仁贵奉命进攻吐蕃，却在大非川惨败，死者十余万（史籍记载，具体数字不详）。八年后的仪凤三年，刘审礼、黑齿常之率领的十八万唐军，再次败于吐蕃之手。696年，唐与契丹交战，唐军士卒战死者达数万之多。次年，唐军又在与契丹的战争损失惨重，十七万大军伤亡殆尽……这几次战役中，统军大将都来自禁军十二卫中，麾下士卒大部分都是府兵。

就算是胜利，贞观年间丰厚的封赏也逐渐消失。因为长期的战争，获得军功的将士不在少数，与之绑定的勋田逐渐减少甚至彻底消失。有功将士的经济利益无法保障的同时，政治地位也是一落千丈、早在隋文帝时期，府兵及其家庭的户籍就已经归地方政府管辖，全家免除赋税徭役的权力也随之丧失。只有府兵本人不承担这些，家人和普通民户的差别消失。更坑的是地方政府为了确保收入，往往隐匿阵亡、失踪士兵的信息，以致出现了身死租调存的诡异现象。

唐朝步兵

府兵大量伤亡，余下的府兵承担的宿卫、征战等责任就会随之增长。一旦无法承受，逃亡成了必然选项，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以上都是客观原因，而均田制的瓦解更是府兵制度致命一击。原本均田制下，普通家庭可以从国家获得永业、口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田地。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供分配。

这种情况对于一般人家还能接受，但对于府兵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因为他们需要自备战马、横刀等武器装备，开支本就比普通家庭多很多。即便是免除了部分租庸调，也无法弥补。更何况他们还要长期出征在外，死伤难免。所以从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府兵户的经济就颇有江河日下的趋势。

唐朝士兵

科举制的完善也让普通家庭的孩子多了一条晋身之路，不必去战场也能步入仕途。即便不能靠文笔取胜，参加武举也可以。大名鼎鼎的郭子仪就是以武举进入军旅，从基层军官做起，成就赫赫威名的。

多种作用下，府兵制瓦解，募兵制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就是，唐初内重外轻的局面瓦解，中央手中没有了可以压制边镇的武装力量。这给后来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