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1866到1874年李鸿章四次陷害左宗棠：陕西助剿背后的算计”，从曾左李三人的关系入手，谈了曾李特别是李与左宗棠之间的矛盾。二人的矛盾起于军饷之争，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本质性的矛盾则分裂于路线之争，即中国在自强的过程中如何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朝廷利益、天下利益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如何应对外敌的欺辱。两人在如何自强的问题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即都希望对内改革、对外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左李不能共存

【资料图】

二人都是清朝的能臣，但能臣间是否可以共存呢？不能。因为，你按照左宗棠的路走就必然伤害李鸿章的路径，你按照李鸿章的走也就必然伤害左宗棠的路径。为此，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的斗争从1866年开始就已经有了非此即彼的关系。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鸿章在1866年到1874年曾经四次陷害左宗棠。上两文谈了第一次之争“竹枝词案”，第二次是指军饷问题，结果导致左宗棠大营两次大型兵变，这在“李鸿章思维，中国崛起的一道坎”中有详细介绍。第三次就是陕西助剿和巡抚之争。第四次就是单一海防与全面海陆思维之间的争论。

在过去介绍陕西助剿的时候，有些人经常拿李鸿章的说法认为李鸿章不愿意去，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上文我们特别介绍了李鸿章给自己的亲哥哥李翰章的信，信中内容第一部分就是有关“竹枝词”的使坏者吴棠与李鸿章的关系。那么，第二部分就非常重要了，可以充分说明一点：

李鸿章迫切地需要左宗棠大营再次发生军变，以便接替左宗棠西征军统帅的地位。

李鸿章为什么乐于去陕西

二李的信的第一部分就不赘述了，详见上文，咱们接下来重点介绍第二部分。李鸿章非常笃定地对哥哥李瀚章说，左宗棠大营两次兵变已经让左宗棠很危险了，这是天意。如果再出现什么大事儿，西征军易帅也就很容易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私信白纸黑字就在信中，毁也毁不掉。那么，清廷“陕西助剿”可就是“易帅”的重要环节了。更为重要的是，到了陕西后，李鸿章就把自己的阴谋付诸实践。李鸿章高高兴兴地到了陕西后，就四处写信给陕甘官场。

自李鸿章六月份到了西安，一方面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以弟自称，以兄称之。要求左宗棠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介绍一下陕甘的军事情况，可见，这时的李鸿章是以“钦差”的身份有些“命令”式要求。当然，这一切都符合李鸿章的职责，左宗棠也说不出来啥，谁都说不出来啥。

其实，李鸿章这个人属于典型的，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看人下菜碟儿”。从称谓上看就能看出此人的品性。左李刚刚独当一面儿的时候，李鸿章是以晚辈之礼自称，以下对上的姿态来称呼。如今地位变了称呼自然要改了。

另一方面，他又给左宗棠手下的一些非左宗棠直系的大将们写信，希望从内部瓦解西征军。例如在给左宗棠西征军账下，其重要性能够进入前三重要的张曜张朗斋的信中，他就说“湘帅气力竭蹶，若即受降（说的是金积堡回军投降一事）以次奠定固所愿望”（六月十一《复张朗斋军门》），大概意思很简单：左宗棠年事已高、气力衰竭了，假如金积堡真的投降了也就奠定大局了，这当然是好事情。

当然，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解读，那您就自己去查原文。说句难听的话，研究左宗棠和李鸿章，如果你连“实录”、两个人的全集、清史稿这些基础研究资料都没有的话，我只能说不合格。

李鸿章三个月才从湖北赶到陕西，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愿意去故意拖延

以往谈论李鸿章助剿这件事儿的人，总喜欢说李鸿章不想去陕西，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说左宗棠多疑、心眼儿小，李鸿章不愿意与其共事。

在“实录”相关奏折中，李鸿章确实这么说过。但正如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白纸黑字不可信，尽信白纸黑字也必然被骗一样。首先你要看写白纸黑字的人是谁、跟谁说的。其次，有些人说李鸿章二月份接旨，五月份才出发去陕西，这就是拖延，不愿意去。

其实，这种话如果是普通人这么说还情有可原，如果对清史有一定了解的人这么说的话，只能说是装糊涂了。

李鸿章首先被清廷命令前往贵州剿灭民族起义，事情正忙活着又让他去陕西。贵州的事情总得有交接吧，陕西的事情总得有了解吧。准备派往贵州的淮军总得调转方向去陕西吧，如此这些都需要时间。

之后清廷又想继续从东南各省抽钱，又下旨让李鸿章继续给贵州准备军饷。准备军饷这种事儿是很麻烦人的，谁都不愿意给。所以，李鸿章耽误的时间主要是这个问题。虽然耽误了，但李鸿章仍然高高兴兴地命人去准备木质关防。三月二十一日，关防刻制完成：督办陕西军务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行营之关防。

最终，郭松林、周盛传等淮军从三月二十四日启程前往陕西，李鸿章从襄阳起程，由南阳陕州大路入陕。五月十六日到达潼关。

总之，李鸿章从二月份到五月份为何没有动身？一者在筹粮筹钱；二者还得给贵州方面筹粮筹钱；第三调动军队和武器以及招募人马，您真觉得这些不需要时间。

从武昌到襄阳北上这一路上不需要时间？晚清时期又不开车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