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光艳的色彩；其中的不足，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化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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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更是受《三国演义》影响，对诸葛亮近乎神话似的吹捧，但是脱掉诸葛亮的八卦袍、摈弃其呼风唤雨的本领，他究竟该如何评价？

要客观地评价《隆中对》的优缺点并分析其原因，这比起对《隆中对》 一味赞扬，一味辩解，要有益得多。凭证据，究形势，验效果，论得失，探缘由，这种科学的研究无损于诸葛亮的历史形象，只会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隆中对》，更准确地理解诸葛亮的贡献。

《隆中对》近期方略和诸葛亮在实施中的作用

《隆中对》的提出，是在建安十二年 （207年），即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它无疑是提供给刘备的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以后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

《隆中对》坚实的事实基础如下：

1、曹操已牢固地据有北方，居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必须承认这种现状，不可与之争锋，也无从与之妥协。

2、曹操即将凭借其优势力量，向南方用 兵，而南方长江流域地境则分陈着扬（孙权）、 荆（刘表）、益（刘璋）三股独立存在、彼此尚无联系的力量。这三股力量，尤其是荆、扬力量，如何因应时局，调整步骤，共抗曹兵，是形势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能动地加以处理。处理得当，形势发展会有利于抗曹阵营，刘备也会赢得存在和壮大的机会。

根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作为近期目标：

1、取刘表

这是可行的一着，但刘备不敢。刘表据荆州已历二十余年，虽然无甚作为， 但是在平常情况下还可以保境安民。刘备是惊弓之鸟，羁旅寄寓，在荆州无根基。只凭数千之众，欲吞并刘表，需要相当的胆略才识才行，而这正是刘备所缺乏的。

刘备

据《三国志· 蜀书·先主传》及注，当北方曹兵猝至之时，刘备自新野急奔襄阳，其时刘表已死，诸葛亮说刘备攻刘表之子刘琮以据荆州，刘备以“不忍”相答。 后人论及此事，大抵以政治信义推崇刘备。但是看看前面的刘备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个人历史， 可知恪守政治信义并非刘备的特点。

赤壁之战后刘备拒绝孙吴水军假道攻蜀，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但是没过几年，刘备乘受刘璋之邀的机会而覆刘璋之师，何曾顾及政治信义？所以刘备所谓不忍取荆州，只能用不敢来解释。只是到了赤壁战后刘备成为胜利者的一员，荆州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地落入刘备之手。

2、取刘璋

刘璋偏处西南，无碍大局，尤其是于当前抗曹没有直接作用，刘备决无溯流千里，越峡逾巴，冒险取蜀的可能与必要。但《隆中对》认为，这是刘备植根所在，应当相机取之。

3、承认孙吴力量的存在并与之结盟

孙刘结盟，主动权并不在诸葛亮、刘备而在鲁肃、孙权之手。此时孙权正从太湖背后的闭锁状态中走出来，从京口凝视着长江上游的烽烟。他知道如果曹军得以久据荆州，下一个将要受害的地方就该是江东了。实际上，在赤壁之战的同时或稍后，曹操与孙权的巢湖之战就已开始。孙权只有两种选择，降曹或抗曹。即令降曹，也得保住江东基业，这又必须能战才行；不能战，降曹后迟早必被吃掉。不论是降是战，当务之急都是支援承受曹军主力压迫的刘备。

孙权

朱熹论及此问题时说：“孔明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须著救也。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相识，势使然也。”孙刘结盟，是一方求救，一 方不得不救，于双方都需要，都有利。至于双方冲突的可能性，此时尚未出现。

《隆中对》近期方略大概如此。

《隆中对》的远期方略与刘备的作用

《隆中对》远期方略，是关于入蜀、治蜀和自秦川、宛洛北伐等事。近期方略与远期方略合而观之，《隆中对》似乎是一个进取的开拓的方略。这个方略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有坚定的追求。

但是此时的刘备胸中并没有装着《隆中对》。他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虽然这样，历史大体还是顺着《隆中对》的方向步步发展，这证明 《隆中对》大体上符合客观条件，具有无形的力量。

刘备对诸葛亮始而有知遇之恩，终而有白帝托孤之词，而诸葛亮后来也是鞠躬尽瘁以辅刘禅。这些情况，使历代史家多认为刘备最赏识 《隆中对》，并始终不渝地为实现《隆中对》而奋斗，军政方针悉以《隆中对》为依据，委诸葛亮行事。其实，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先主传》注引 《傅子》载曹操丞相掾赵戬之言曰：刘备“拙用兵，每战必败”；《陆逊传》亦谓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战后，刘备才恢复了一支可观的武力，被陆逊视为“强敌”。但是夷陵一战，正是这个陆逊，使其“强敌”全军覆没。

刘表

比军事才能的估价更为重要的，是刘备的政治声誉问题。《先主传》注引《魏书》载吕布诸将曰：“备数反复难养。”这是建安初年的事，刘备声誉已是如此。以后刘备又几经反复，才在荆州刘表处暂获栖身之所，而刘表也同样地“疑其心，阴御之”。赤壁战后，刘备据有荆州江南四郡，这本是荆州境内落后之区。

《鲁肃传》注引 《江表传》，周瑜上孙权笺，还说“刘备寄寓， 有似养虎”。以后刘备助刘璋而又叛刘璋，也是如此。道义原则不是认识和评价《隆中对》的主要标准。《隆中对》中虽有道义说教之词，它本身立论，却主要是以利害而不是以道义为出发点。但是道义影响政治声誉，在当时还是起作用的。

刘备的优势，似乎在于《隆中对》中说到的“帝室之胄”的身份。这只是相对于曹操挟持汉献帝一事而言。但是汉室之衰已是无可挽回。何况汉献帝的法统既然还存在，刘备就不能置之不顾而另外有所标榜。所以帝胄身份并无助于刘备的成功。至于对长江流域的刘表、刘璋而言，刘备连这点名义上的优势也谈不上，因为三刘恰恰都是西汉景帝的后裔，都是帝胄；而且刘表、刘璋，论家世和个人履历，显然都比刘备要强得多；论拥有的潜力，也远在刘备之上。

而且稍前几年还有一个“帝室之胄”刘繇，曾经被安置在扬州牧的位置上。刘繇、刘表、刘璋，东汉的扬、 荆、益三大州的州牧，都是受命于汉帝，名分上刘备与他们也是未可同日而语。刘备终于并吞刘表父子及刘璋势力，不是凭帝胄身份，而是凭他自己闯荡半生的权诈，凭他的对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

总之，自从草庐作对以后以至刘备驾崩前，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其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贴身位置上，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此后治蜀、北伐诸事， 诸葛亮才得以按照《隆中对》的谋划，择其可行者逐步推行。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刘备驾崩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