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英国议会制有所介绍的文献，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编辑整理的《四洲志》。该介绍将英国上议院音译为律好司（House of Lords,贵族院），下议院音译为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上院主要职权是对推行国王政事不力的官员进行议罚，下院则就条例增改、新设职官、增减税饷等政策议决，而国王则拥有任命大臣及刑官的权力。

在此之后，魏源、徐继畲分别在各自著述中对英国议会制进行介绍，如魏源将下院理解为中国的“乡绅会议”，上院理解为“五爵公会”，而乡绅会议的职权是就征赋、大臣贤否、斟酌和战、变置律例、大臣擅权监察及纳饷等进行议决，并奏闻于国王，并认为“英国之自立，悉赖此乡绅”——魏源将议院之存在理解为英国自立的依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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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继畲则更进一步地将议会称为中国化的“公会所”，下院称为乡绅房，上院称为爵房，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王、大臣、上院、下院四者之间的国是议决程序和相互制衡关系。

而民间对乡绅（下院议员）的选择权以及通过乡绅而行申述权（或称请愿权）等，与财政权一起构成乡绅的主要职权，而上院公爵的职权则主要是立法权（条例变置权）。此一时期对欧洲议会制度的介绍主要是对“夷”人社会情况的介绍，①并没有要求清室予以参考或承纳。

而绕有趣味的是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对美国议会创立者华盛顿的介绍：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仍不僭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选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②

徐继畲将华盛顿创设议会且不恋权位而将总统一职委于推举之法的胸襟，理解为几近中国的天下为公思想境界，并认为这与王制三代遗意几乎相同，是典型地按照中国人的思想传统来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差强，但也不无合理成分；而从中显露的赞赏之意甚为明显。

对欧美议会制持赞美态度的还有王滔、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何启、胡礼垣、张荫桓、薛福成、黄遵宪等人。

1877 年郭嵩焘翻译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中对英国议会下院职权的介绍中已经多少带有赞许倾向了：

下院绅士为英国最要之选，号令政事，每由此出，再上院核定。亦有倡自上院，而交议于下院者。然必下情胥协，然后奏闻君主，以见施行。否则饬下再议。若仍以前言之是，君主亦俯允所请。如君主辩驳的当，间亦听从。总之，凡事绅主之，官成之，国君统之而已。③

这里的介绍已经接近于英国议会制的实际情形，尤其对上院、下院和君主之间有关政事之策形成的制衡关系给予了较为准确的理解。

而英国议会制演变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张德彝了解的那样，下院的权力正随着绅士（以新兴的商业资本群体为主）势力的增强而获得了政事的议决权，但这并不表示，以世袭贵族为主的上院的权力已旁落,也不表示君主正在失去传统的统治国家的权力。

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览要》中对这三者的权力关系做了明确的说明：“英律，凡下议院议定事件必须上之上议院，及上议院以为可，仍须上之英王以取进止。”④

精通汉语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对英国议会的介绍（翻译），应反映了 1895 年前后议会制度的实际情况。

而中国使者对英议会的赞赏倾向，重在英国政事决策中“乡间”绅士参与权所形成的“上下一心”之实效，这与满清政权中汉族官员在政事决策中处于附属地位有密切关系，隐隐透漏了汉族官员对满清皇室及贵族把持朝政的不满。

实际上，英国下院所拥有的权力在1909年以前，还主要是财政权、公民请愿权、大臣监察权和政事议决权，立法权仍然是上院的特权，至多下院在 1832年之后才获得部分参与权，而且当时的英国君主并不像今天这样只是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他仍然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议会议决国是，尚没有进入制度化时期，即国会并不是常设机构，只有得到英王的谕准，才能开院聚议，每年以数次为多。

这类具体而微的议会制实际情节，其实并不是未为中国士绅成员所观察，只是他们的焦点不在这些细节，而在议会制度对中国的自强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欧洲的议会制度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启示意义呢？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专辟《议院上》、《议院下》、《公举》、《原君》、《自强论》五章，来介绍和评论欧洲的议会制。郑观应认为：

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即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所以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之下十居其六，君主之国十居一二，民主之国十居二三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⑤

在郑观应对英国议会制的所有肯定评价中，有三点应予商榷。

一是英国通过推行殖民政策而获得20倍于本国土地与议会制的关系。郑氏将英国海外殖民政策的成功归于议院之明效，显然是不了解殖民政策的背景和殖民扩张的血腥历史。如果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英国于 17 世纪大规模参与全球殖民掠夺时期，国王与在殖民活动中兴起的社会新贵及世袭贵族之间，正围绕着权利法案进行着长达 47 年的革命，而议院本身尚没有进入稳定的制度化时期。如果如郑氏那样将议院的存在理解为英国强大和得以推行殖民政策的原因，则殖民主义的所有罪恶便是议院制所赐了，这显然是一个因果混乱的逻辑。

二是错误地将议院制及下议院议员选举看作是“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的方法，如此方法，“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⑥郑氏自然不知英国议院制度实根源于欧洲社会古老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中平民对贵族的依附关系，世袭贵族在希腊和罗马时期即以贵族院（或元老院）的方式支持着斯巴达城邦和罗马城市的共和政体。而下院的组成则是国王－贵族利益共同体对新兴商业资本屺觎政治权力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而作为下院议员前身的市镇代表，并不代表世袭贵族控制下的乡间农民的利益，他们只代表市镇中财产所有人的利益，故郑氏有关议院制可致上下一心、君民一体的认识，是议会制及下院议员选举制的一种中国化理解。

三是郑氏将议员选举看作是自民间遴选“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并使其“竭其忠诚，伸其抱负”的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将使国家“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而实现富国强兵的“天下之望”。⑦这是典型的以中国政治伦理来诠释欧洲议院制及其选举法，而将议院资格条件中有关财产多寡的规定，看作是对才能的认定而不是对社会政治权利的不公平处分，因而误会了近代欧洲议会制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权规定，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差别之上的一种社会传统——直到1945年之前财产权始终都是欧洲社会政治权力的来源和支撑。

这种将欧洲政治思想包括议会思想中国化的努力，是那些接触欧洲文化并认为将其引入中国可助实现富国强兵的士子们的美好愿望， 并在 1915－1928 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达到高潮。

而郑观应和康有为等人，善于将所知的欧洲思想、文化和器械等，放在救民族于危亡的罗盘上，希望能在新的方向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议院或说议会制，是郑观应立宪、维新和商战三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方法。

他在《盛世危言·自强论》中说：“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篇中拟立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之遗规也。”⑦

相较于郑观应而言，后起的康有为更大胆地将西方议会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伦理相融合。

他在1895 年的《公车上书》中，将古代典籍中所有与欧洲议会或宪政有关的思想或则例，按照他的理解，做了中西比拟：

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英武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康有为，《公车上书》）⑧

对康有为议会思想有专门研究的李春馥，将欧洲截至 1909 年议会上下议院职权及相互制衡关系、议院与君主的制衡，议院与行政权的制衡所使用的方法和程序，通过与康有为在《公车上述》以及之后上清帝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书中有关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思考及认识进行比照，揭示了康有为变法的实质乃是推行君主立宪制，但基于时代背景和康有为自身的谨慎，往往以托古和“微言大义”的方式，企图为将帝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确立历史基础。如下有关中国政治思想与欧洲议会思想对接的意见，主要参考了李春馥的研究成果⑨或受其启发。

【本文完】

注释

①[韩]李春馥，戊戍时期康有为议会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6－40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②转引自：张朋园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第7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转引自：[韩]李春馥，戊戍时期康有为议会思想研究，第 41 页。

④[英]麦肯齐著，李提摩太等译，泰西新史览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78 页。本处转引自：[韩]李春馥，戊戍时期康有为议会思想研究，第 42 页。

⑤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议院上，第 98 页。

⑥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议院上，第 96，97 页。

⑦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自强论，第 112 页。

⑨参见：[韩]李春馥，戊戍时期康有为议会思想研究，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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