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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罗斯通多年后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对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有如下看法：

“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加入义和团。”

(资料图片)

罗斯通认为义和团战争爆发由三个因素造成：

(1)欧洲列强试图瓜分中国；

(2)列强们通过条约或直接用炮舰政策和传教士活动迫使中国就范；

(3)这种做法引起了两方面反应：①中国老百姓的反应，②朝廷仇洋官员与慈禧太后的反应。

确实，列强到山东扩张来的不是时候。

1、天灾

当时，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也在肆虐华北地区，1898年山东饱受洪水之灾，黄河于8月决堤，34个县受洪水侵害，数千的村庄被淹，饥荒盛行。成千上万的村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吃草根，咽树皮，社会气氛十分紧张。清廷派李鸿章为巡视黄河大臣，李报告说至少需要200万两银子才能治理黄河，朝廷经费紧缺，只好作罢。

1898年冬天以后，旱灾又开始害苦农民。华北大部，包括山东和直隶数月无雨，对春耕带来严重的威胁。洪水和旱灾虽然都是自然灾害，但它们对百姓的心理压力是不一样的。

此外，洪水是突发性灾害，决堤的发生就是一例。

旱灾则是一种充满悬念，令人焦虑的持久性事件。旱灾不会一下子造成人员死亡和饥荒，但让人在心理上难以忍受，对将来充满恐慌。所以人们的焦感渐渐增强，需要找到对旱灾解释的其他非自然性的说法。

黄河多年来就难以驯服，中国人虽敬河伯，但一般认为水灾是自然灾害，用治理河道、加固河堤的人为方法可以防止或减轻它的危害。但中国人特别笃信求雨，认为对付旱灾更需要神灵的帮助，从朝廷到地方官都常常主持求雨的仪式。

所以说，防旱比防涝的宗教迷信色彩要浓得多。一般老百姓很自然地认为旱灾乃阴阳风水失调所造成，于是要寻求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种种证据。列强入侵山东，洋教堂的存在，以及铁路的修建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明证，因此农民将自然灾害归罪于洋人是不足为怪的。

此外，求雨仪式一般以道家为主，比如请张天师呼风唤雨，而不请佛寺的和尚。由于基督教的入侵，中国所有的传统宗教都受到冲击，其中道教对西教的抵触情绪恐怕最大。佛教重来世，厌现世，宣扬修炼成佛。而道教崇拜多神，对现世有造反精神。佛教与基督教都强调对权威的服从与认命，而道教则倡“无为”，与基督教的“参与”概念实际上相左。所以，旱情愈严重，道家思想愈是深入人心。

2、反洋同盟

山东的反洋运动更由于列强之间的国际政治斗争而被进一步激化。

列强入侵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而且冲击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儒家虽然也强调服从权威，但以“仁”为核心的一套概念似乎对洋人完全不起作用。列强外交官和传教士对地方司法制度的蛮横干预使满、汉官员的仕途受到很大的威胁。

天主教士在中国尤其胆大妄为，甚全连新教传教士都对他们颇有微词。

根据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著作《动乱中的中国》说：

“只要中国教民与非教民有任何争执，天主教神父就一定要包揽诉讼。如果神父一时不能威胁地方官做出对教民有利的判决，他还可以用‘宗教迫害’为借口向法国领事诉求。

所以，在诉讼过程中，天主教神父完全不考虑司法的公正性，只是一味地要求按他的意愿办案。”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官僚文化还敌不过西洋的个宗教，所以儒学与道家结成战术上的反洋同盟势在必行。

应该说，这是自清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胶州湾事件以后，德军在山东为所欲为，与百姓冲突不断，而列强外交官则向中国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减少民、教冲突。

这两者本身互为因果，使清延束手无策。山东地方士绅的作用因而很重要，这些士绅经常与传教士直接打交道，而且对他们自己在传教士眼中的地位最为敏感。同时，地方士绅对朝廷的上谕和通告所做的解释直接影响百姓的情绪。

正是这批人最早意识到胶州湾事件对他们的生存和社会地位将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于教案而割地赔款，此端一开，他国效尤，后果不堪设想。

就山东士绅来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已远远不是一个书本上的问题了。地方士绅是中国城镇村落是否稳定的晴雨表，这个阶层一旦开始仇洋，或对清廷不满，地方秩序的大乱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3、梅花拳

在山东的一个更危险的迹象是，在反洋运动的背后多是曾在历史上有抗清行为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尽管互相之间尚无直接联系，但自四川余栋臣被捕后，它们开始用余的“顺清灭洋”口号来发动群众，效果十分明显。

1898年底，这些秘密社团开始有组织地用武力打击传教士和教民。所以到了1899年10月英文报刊始有“拳民“ (Boxer)之名目。

实际上，山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拳民”组织。所谓“拳民”，是指包括活动于三个地区的秘密社团组织：

以曹州大刀会为中心的鲁西南，以朱红灯为领导的鲁西北茌平和平原县的神拳会，以赵三多为领导的直鲁边境的梅花拳。

这三个地区洋教士比较多，民、教冲突也比较集中。鲁西南和鲁西北的秘密社团与赵三多的拳会不同，大刀会和神拳等组织强调刀枪不入的神秘主义，而赵三多的梅花拳则是以真功夫为主。

严格意义上说，所谓“拳民”，是指梅花拳会的成员。

而在1898和1899年内组织抗洋活动最得力的也是梅花拳。梅花拳在直、鲁边境的冠、威两县活动本来就比大刀会和神拳有地理优势。此区域地居直、鲁两省交界处，两省政府都难以管理，遑论中央政府，因此这里是三不管的“飞地”。

在这里，土地税按照所雇的长工人数计算，所以很容易虚报数字，历史上就是逃税地主的理想地区，自明朝以来就已如此。此外，这一地区的地方治安由于政府权威的微弱，多由自行组织的乡团来维持，所以有日后“义和团练”之说。

4、冠县梨园屯教案

赵三多起义的导火线是著名的冠县梨园屯教案。

此案由来已久，一直得不到了结。早在1873年，梨园屯的意大利传教士就想拆掉当地的一座破败的玉皇庙，用以建立一座教堂。因此，民、教冲突非常激烈，年复一年，积怨很深。

法国公使对梨园屯案积极干预以后，中国地方政府决定将此庙地皮让给教士。梨园屯村民十分愤怒，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双方互不相让，在中国教案史中也非常罕见。村民在此案中能够坚持不懈进行斗争，主要得力于当地老百姓公推的“十八魁”，他们是抗教的中心。

到了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十八魁”借机起事。他们决定请在直隶的邻县——威县的著名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来主持抗教大计。

赵三多是梅花拳的第十四代传人。在冠县“十八魁”的帮助下，赵三多率梅花拳于1897年起事。一时间四乡响应，约二千多人手持刀剑开始攻击教民，至少打死两人。法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逮捕“十八魁”和赵三多。赵继续抗教，不予理睬、地方官派兵到梨园屯弹压，强行拆除玉皇庙，将此地基归于教士和教民，从而使民、教冲突进一步加剧。

1897年底，德占胶州湾给赵三多重新起事带来机会。梅花拳开始利用公开“亮拳”的仪式招募新成员和扩大影响力，数千农民踊跃报名加入拳会。中国政府和传教士对赵三多的号召力大为震惊，清廷被迫下令赵三多解散拳会。为了争取合法化，赵三多决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据赵的助手郭栋臣多年后回忆，当时梅花拳会的大佬对该拳会以公开名义举事感到担心，于是赵三多决定不用原名。

其实，梅花拳本名义和拳，当时已有150年左右的会谱记载。

据学者研究，该拳会可能是反清的“清水教”的一个分支。在18世纪时，清水教首领王伦发动起义，曾对清廷打击甚烈。“清水教”被镇压之后，其中的一支“义和拳”改名为“梅花拳”，得以继续生存下去，“义和”之名目显然比“梅花”更有号召力。

1898年10月21日，梨园屯拳民在赵三多领导下正式武装起事，攻打教堂和传教士，四周县乡多有村民参加。

新组建的义和拳民开始头戴红巾，有了统一的标志。他们有的扛大刀，有的拿着鸟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

也就是在这次举事中，赵三多公开打出了一面旗帜。

据冠县的法国传教士伊索勒的目击所说，这面旗帜上大书“顺清灭洋”。

伊索勒还注意到这是一面黄旗，或有争取合法化之嫌。很明显，赵三多这时已正式接过了四川余栋臣的口号。

5、成也毓贤败也毓贤

然而，清廷此时正忙于与德国交涉，一段时间内对赵三多的起事还不太注意，面对鲁西南大刀会的镇压更为严厉，大刀会在历史上与义和拳并无直接关系。

清廷直到1899年5月才对赵三多的活动感到紧张，因为赵三多通过努力，开始将各色拳会纳入一面旗帜之下。

在直隶正定大佛寺，赵与其他拳会首领联合开会，将他们的活动统一起来，并给义和拳冠以“神助”两字，以利于接纳那些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秘密社团。在这一地区，儒家学说并不发达，所以“神助义和拳”的吸引力非常之大。

大刀会在鲁西南等地仍然坚持活动。德占胶州湾成为既成事实以后，朝廷和山东地方官的重点政策是镇压大刀会，因为巨野教案是发生在鲁西南地区。

张汝梅在1898年接替李秉衡任山东巡抚以后，对大刀会是有同情心的。张汝梅曾在中法战争中立过功，对列强侵入中国内陆深感愤怒。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多次强调对付大刀会不能“不分良莠”。他指出大刀会并无反洋历史，不过是因为德占胶州湾后才开始仇视洋教活动。他提出不妨将大刀会办成团练，便于控制。

朝廷对他的建议不予理会，一味命令他剿灭大刀会，张汝梅当然不愿积极贯彻执行。

1899年初，张汝梅突然被朝廷解职，理由是贪污腐化。实际上，一个月前确有人参奏张汝梅贪污腐化，但朝廷通过调查，已颁发上谕，指出对张的弹劾缺乏证据，并处分了参奏张汝梅的官员。

这次找此种理由将张汝梅解职，实在是因为清政府不堪德国方面的压力。

新任山东巡抚是毓贤，朝廷选择此人是有深谋远虑的。毓贤多年在山东为官，对该省的情况十分了解。从1879年起，他就在山东一步一步地从知府升到臬司。毓贤以镇压地方骚乱出名，其方法残酷，手段毒辣是众所周知的，光是在曹州知府任上，一年之内就杀了二千余人。

德国传教士在鲁南教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毓贤的强硬政策。

1897年的巨野教案中，毓贤亲自主持对韩理和能方济被害案的调查，其效率之高，下手之狠，连德国人都感到震惊，自然拍手称快。然而，巨野教案也改变了毓贤对传教士的态度。

尽管他破案神速，还是未能阻挡德国舰队来到胶州湾，并蛮横地宣布将其占领。因此，尽管清廷选中毓贤是希望他能早日平息山东的民、教冲突，但此时的毓贤已对传教士和德国充满了敌意。

所以，毓贤在山东的巡抚任内对解决民、教冲突并不得力。

与前几位巡抚相比，毓贤对山东的教案更加了解。接替张汝梅以后，毓贤同其他官员一样，都感到反洋运动在山东已成为群众运动，不是用简单的教案所能解释的，因此光靠镇压手段已经不能奏效。

毓贤在曹州知府任上对大刀会曾有过扶持，他也和张汝梅一样，反对“不分良莠”的镇压措施。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一份报告中，毓贤刻意指出分清良莠的四个原因。

其一，很多不法之徒利用大刀会名目闹事，乘机枉法；其二，教民中有不少入与不法之徒联合起来；其三，不法之徒用反洋教为名骚扰良民；其四，一些他乡的不法之徒加入大刀会纯粹是为了泄私愤。

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李秉衡和张汝梅的看法大同小异。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之时正在河南任职，他对秘密社团从一意主剿到一意主抚的变化过程并不长。

而他一到山东，就发现最令人头痛的仍是老对手德国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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