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亚细亚历史， 与北方游牧世界关系特别密切， 粟特以南的定居社会， 又容易与北亚细亚游牧势力结合。这层关系， 对于明了中国—中亚细亚历史时， 有其解明的必要。

中亚，名副其实的人种橱窗

(资料图片)

问题在于中亚细亚与北亚细亚同属欧亚大陆内陆干燥地带的地理性格。但是， 双方本质相同的干燥地理， 却也存在相互间自然与人文的分歧， 北亚细亚草原生活资源是游牧， 中亚细亚， 从新疆通过帕米尔， 而至被锡尔、阿姆两河分隔的Ｋｙｚｙｌｋｕｍ 沙漠与Ｋａｒａｋｕｍ 沙漠横亘地区， 则已是沃洲干燥农业社会地带。这种彼此间的统一性与分歧性， 便说明了双方历史关系， 中亚细亚历史，一切解释也都须出发于此。

沃洲的存在， 固然非仅沙漠， 也同及于草原， 所以草原上某些地方仍可以发展农业， 但草原沃洲必须与被包围于沙漠的沃洲区别。草原沃洲虽然可以从事农业， 却不可能与草原切离， 也容易被游牧经济所破坏， 所以， 草原沃洲的性格， 通常被大草原强烈特征所掩盖而不容易独立显出。

与草原中不明显的沃洲相反， 沃洲被包围于沙漠， 才是地理性格明显， 而又铸定从事农耕的沃洲， 并且技术条件一定发展为精耕农业， 居民也经营高度的定居城市生活， 所以， 沙漠沃洲才能充分代表沃洲， 一般说明沃洲， 指的也是沙漠沃洲。沃洲环境乃是陆地上最复杂的地理环境， 群山、河流、耕地、沙漠等各种形态相配合与混淆， 强烈的多元性， 使沃洲能得独立形成一个地理单元。

在这个单元区域中， 一片片足以耕种的土地， 都被沙漠所环绕或切断， 隔离其他农耕部分。惟其如此， 沃洲特征， 便是分散、孤立而不相连贯， 如同沙漠中的一个个岛屿。尽管在精耕意义上与湿润季节风地带相同， 但其干燥农业性格， 以及这种分散性， 又与平野连亘的大农田农业， 迥然有异。

沙漠中的沃土绿洲

沃洲很早便适合于人类生活， 这个环境的原始农业成立， 一般也反较大平原为早。其原因， 当工具未发达时代， 湿润地带的平原上开垦耕地， 必须先行砍除巨大树木， 清理遍布地面的深广森林， 这类工作并非容易， 而且， 平原又处处存在外敌与野兽的威胁。沃洲方面便不同， 既便利于从事原始农耕， 安全性又较大， 所以， 沃洲农耕起源为非常之古， 虽然分散性也特为强烈。

沃洲的分散性反映到政治， 便是国家组织往往形成联邦制度， 如同游牧民族所采取的方式； 游牧社会的匈奴四大国与六角， 嚈哒或滑国的“八滑” 以及西突厥本部的十姓部落等， 固为有名， 关于沃洲， 则大月氏的五翕侯、康居五小王、粟特时代以康国为中心的九姓或六姓昭武之国等， 同样都是。沃洲这种与游牧世界性质相似的政治组合， 便吸引容易接受来自草原的游牧势力， 也说明为什么中亚细亚历史常与北亚细亚结合， 此其一。

其二， 迅速移动与强烈的团结性是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共通特质， 反之，定居的沃洲人民， 其分散的地理条件便剥夺了他们团结力量， 所以， 又往往铸定北亚细亚支配式的与中亚细亚结合公式。

亚历山大大帝与汉武帝代表西方与东方间接相遇于中亚大宛

在历史上， 中亚细亚沃洲国家屈服于草原优势武力， 而参加为征服性与强制性混合大联盟的一员， 例如匈奴时代、大月氏时代、嚈哒时代、西突厥时代等， 都很现成， 康居之与花剌子模也是。北亚细亚势力圈， 甚且可以到达西亚细亚， 最早的匈奴便是， 《史记》大宛列传曾有如下一段早期汉朝使者旅行中亚细亚时的感慨：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 则国国传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汉使， 非出币帛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骑用。” 正表示了游牧支配者与被支配沃洲国家间的相互关系。

其三， 草原—沃洲间共通的内陆干燥地理性格， 原便使双方的存在不易截然分划， 而且草原经济与游牧社会， 最早便自沃洲发源， 简言之， 草原可谓自始便与沃洲有关。待到草原经济与游牧民族自沃洲社会分化了的时代， 仍然与沃洲定着社会保持密切关系， 而非两个对立的关系， 因为， 游牧经济虽然可以自给， 但全部的自给却不可能， 其金属品、木器等， 很多都须向定着民族求取， 而使双方呈现了共存状态。

所以， 干燥地带历史所表现的事实， 除了特殊场合下草原—沃洲间也会出现敌对状态， 一般场合中， 大部分时间相互保持密切联系。联系方式， 政治关系外便是经济， 草原游牧民族向沃洲居民供给肉、乳制品、毛皮等， 而沃洲农民给与游牧民族农产物与手工业品。然而， 这种共存需要双方又不平衡， 换言之， 草原较沃洲的依存度为大， 与沃洲人民交易乃是游牧经济重要支柱， 这便是铸定沃洲所以往往与草原结合， 而结合方式， 却又往往呈现为接受草原支配形态的又一原因。

中亚自然而然成为亚欧大陆商业枢纽

其四， 草原与沃洲间支配式联系关系的造成， 地理性格、经济要求， 与强制性政治因素之外， 相互间还存在另一项足以结合的共通性社会因素， 便是彼此都系商业性民族。

大草原上游牧民族， 自古涂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中亚细亚向被称“亚洲心脏”， 欧亚大陆四面八方的国际间交通线都以此为枢纽， 从锡尔河沿咸海、里海北岸西行， 可往黑海沿岸与东欧； 渡阿姆河西南行， 经阿富汗斯坦与里海南岸的伊朗高原， 可往地中海与非洲； 自阿姆河上游南下， 越过兴都库什山的山道时， 又可经印度河源作印度之行； 东方穿越帕米尔高原， 则已连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 向东北方更为容易， 通过伊犁与准噶尔盆地后， 便可出阿尔泰山直达蒙古高原。

所以东、西各方面人旅行或贸易， 都须经过中亚细亚， 而中亚细亚这种交通地位， 以及因此所形成当地人民活泼的商业活动，对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商业发展自为一大鼓励。

英国麦金德提出世界岛理论，中亚至关重要

所以， 凡历史上北亚细亚有强大游牧民族兴起， 中亚细亚沃洲国家与其人民， 无可避免会落于其控制之下。事实上， 这种从属关系的结合对双方都有利， 一方面， 游牧支配者固因此获得广泛新经济面的附加， 另一方面， 被支配诸沃洲附庸国也得因此愈扩展其商业活动， 换言之， 沃洲国家托庇于草原势力， 可以利用领导者强力军事与政治优势，以保障其贸易安全与扩大国际市场。六世纪后半以后强力大游牧帝国西突厥支配中亚细亚时， 在东罗马史家笔下， 中亚细亚（粟特本据） 商人如何在游牧突厥人武力保护下横度沙漠， 展开连接东、西方的盛大贸易动态， 便有详细记载。

古代中亚细亚商业盛况， 以及这个地区人民的富于商业天才， 中国早在纪元前一世纪初完成的著作《史记》中， 便已指出：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 国虽颇异言， 然大同俗， 相知言。其人皆深眼， 多须髯， 善市贾， 争分铢。” （大宛列传） 中亚细亚人这种商业性格， 又以粟特与其中心都市康国（撒马尔罕）为显著， 粟特—康国—撒马尔罕， 自古以放射线式内陆贸易中心与商业基地放其光彩， 四五世纪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史料中， 便可明显见出粟特或康国商人如何活跃于中国。

《魏书》西域传对康国人形容为“人皆深目高鼻， 多髯， 善商贾， 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以后《新唐书》西域传尤其有如下一段颇具趣味性的康国人描写： “生儿以石蜜啖之， 置胶于掌， 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 善商贾， 好利， 丈夫年二十， 去傍国， 利所在无不至”， 活现一幅国际商人经商训练的写真。

安禄山就是最有名的粟特人

惟其粟特人商业势力之盛与其商人足迹遍天下， 所使用语文乃发展为当时国际语文， 而成为一大历史特色。古代吐火罗语虽未如粟特语文似今日英语的国际间通用化， 流行范围也颇广泛， 当时西域北道属此系统， 七世纪玄奘旅行观感， 便称睹货罗（吐火罗） 文字“逾广窣利（粟特）” （ 《大唐西域记》）。

从说明中亚细亚人善于交易的中国资料中， 可同时发觉这些中亚细亚人“人皆深目、高鼻、多髯” 的容貌特征， 而且这些特征自纪元前二世纪迄于纪元六世纪未变。对于古代中亚细亚民族系统问题， 这当是重要的说明， 可了解中国隋唐以前， 中亚细亚为属于说印欧语的白肤色雅利安人种天地。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西方的白色人种， 汉族当初给与他们的称谓， 是个概括的名词“塞人” 或“塞种”。

汉族所指“塞人”， 最早原限于西方系游牧民族， 而西方系游牧民族最邻近中国的， 是“萨迦”， “塞” 这个译名的依据， 因此可能便是“萨迦” 音译。古代希腊、罗马著作与古代波斯碑文， 对于中亚细亚的定居农耕人民， 大体都称之为巴特利亚人或粟特人， 游牧民族即“萨迦”。中国人同样接受了这个名词，以后因在中亚细亚所见都是白人， 才无论其为游牧抑农业， 划一泛称“塞种”。

历史注定中国割不断的中亚情结

北亚细亚游牧民族向中亚细亚移动， 非自隋唐时代突厥人始， 但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的完成转移， 却必须待到突厥人迁移浪潮涌抵。突厥人以前的古代游牧民族在中亚细亚建立征服王朝， 都因系某一民族集团的单独行动， 而在文化、血统上倒反成为被征服者。游牧民族即使在大草原时代也会因移动与通婚而早期—后期间民族成分不一致， 到达中亚细亚经过人种漂染， 差异更大， 原有的体型、言语、生活习惯都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与同化， 今日都给予学术界研究上的困惑， 无数论争也由此而起。

同样的情况， 即使突厥人整族性大迁移， 授予历史、民族学界的， 仍只是人种转换完成与西洋人所谓东、西土耳其（突厥） 斯坦成立的概括印象， 新的突厥系黄色人种天地间， 迄今仍因同族间历史活动与接触周围原住民族的不同， 而彼此出现血统分歧， 小亚细亚土耳其人与白种人通婚， 体格上已显得近似欧洲型； 中亚细亚哈萨克人， 却又与蒙古人为接近。所以， 古代历史中的人种区别， 大体趋向可以认识， 肯定的澄清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