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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头条丨魏晋南北朝不仅制度缺失而且社会结构性崩坏
2022-09-30 08:48:13 来源: 腾讯网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秦汉秩序瓦解的产物。它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平元年(184年)汉末的黄巾大起义。这次起义,是东汉末年乱局的开端,也是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年皇权不振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的野蛮生长,导致国家治理中枢腐朽不堪;另一方面,士族豪门持续扩张,形成了累世公卿和累世经学的权势垄断。特别是东汉豪族大量占田、隐匿户口,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也使得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不断流失。加上地方治理失效、频繁的水旱灾害,继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问题。

这一问题的不断累积,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最终激起民变。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魏晋南北朝历史变局的第一块“多尼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相关资料图)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及其亲附的世家大族互为依托、互相利用的结果。这次短暂的统一,可以看成东汉的“回光返照”。但东汉末期国家治理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一个也没有减少,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九品中正制

一方面,为回报世族大姓和亲附势力,西晋王朝对曹魏以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加以改造,垄断选举制度,将官职品级别与世族门爵高低挂钩。同时,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并通过占田制等制度安排,承认世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

由此,进一步强化皇族及名门望族中的权力垄断,使世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暴恣肆和奢侈风气,为门阀政治恶性演变开启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收曹魏失权的教训,推行州郡解兵措施,裁撤郡国军队,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藩王,并鼓励藩王出镇领兵,以拱卫皇族,导致郡国守备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而诸侯藩王有领兵权,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了伏笔。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也有体现。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有干政的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夺权,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互相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败亡,西晋国力也被严重透支,处于瓦解边缘。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南方地区,经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原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元帝。

东晋时期,是世族政治的“繁荣期”。世族门阀地位优渥,在政治、经济上都拥有很大的特权。它们借用晋室的名义,占地封山、以致资财巨万、园宅广阔、奴僮数千。同时,垄断选举,以致形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

为了维持门第的优越性,世族高门之间往往互为婚姻,且不与寒门子弟通婚,导致阶层封闭和固化。

等到东晋末年,起于寒门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队及实务部门掌握实权。最终,握有兵权的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东晋灭亡,由此开启南朝政局。

至于北方,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的环路安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 、氐 、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等到五胡十六国结束,北魏统一之后,却又因为汉化,导致自身从内部的瓦解。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乱,是制度上的缺失,社会结构性的崩坏,以及胡人乘虚而入,导致了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种种问题多而乱,始终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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