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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头条丨清代京官穷到吃不上饭?形同乞丐,为什么不搂银子?大清确实并非全部是贪官
2022-09-26 05:34:14 来源: 腾讯网

撰文|赵立波

​“做官难,难做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难,一件官衣度日艰,两袖清风熬饥寒。”这是电视剧《济公》里的一句台词,却形象道出了做官的难点。古代做官为什么难?​如若不想做清官自然不难,难的是要做清官。在清代,尤其是做京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什么?低薪制度让京官叫苦连天,却又无可奈何。抛却历代来讲,单从清代来看,便很有代表性。

康熙批复奏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专门对在京官员贫穷生活进行了诉求,他指出,京官的薪资连普通温饱都难以为继,加之各项支出庞大,因此希望皇帝给这些官员增加薪酬。然而​建议最终被搁置。

到了雍正时期后经过研判,最终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并且给地方官额外增加养廉银,京官也开始实行“恩俸”即双工资制度,但是涉及层面并不广泛。真正让京官普遍得到福利的是乾隆时期,无论级别高低一律按照原来俸禄加倍发放,仿佛让京官过上了经济实惠的生活。

其实不然,此后的京官依旧穷困。还是​因为京官的支持相当庞大,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潜规则的各种场面应付,甚至也可以解读为是官场潜规则的盛行导致了京官的钱不够花。其中,礼尚往来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京官尽管收入不高,但礼数最多,面子功夫必须做足。像必不可少的三节两寿,座师、房师加一起,一年下来,没有百八十两银子肯定不行。过去有一首诗说:先裁车马后载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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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装点门面的物件一个一个裁撤,维持不得已的生计。此外还有长官、上司,同乡、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这是一笔相对更大的开销。这其中还包括官员的仆役、轿夫、门房的门包、门茶,一样也不能少,因为官员在过去所使用的人,都是自己花钱雇来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临时工”。

虽然是临时工“,但是本衙门的众多茶房、皂隶、仆役,也要按节犒赏。在北京的一个严冬季节,李慈铭穷得把自己的皮大棉袄送进了当铺,因为必须给轿夫、仆役赏钱。这是京官始终要保持的身份和体面。有趣的是,此前做京官的曾国藩因为穷困而被下人看不起,干脆主动“炒了曾国藩的鱿鱼”,让曾国藩相当尴尬气愤,因此还写了一首《傲奴诗》,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谁知傲奴乃过我”。连个奴子都比我厉害了。

曾国藩日记

除送礼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京官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安闲的“稳定”。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所以有大量时间可用于酒食嬉戏。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 同门、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一个官员要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他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圈子文化。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每年必不可少的 聚会吃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聚宴。

清人张宸的 《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赶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就是说你当官的圈子丢了,以后的所有人脉都将断绝,这种情况对于热心功名的人来说后果确实相当严重。因此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各种娱乐活动却相当繁忙。因此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 、“便宜坊” 等。

李慈铭日记

京官们还经常组成各种“沙龙”,或为品鉴诗文,或为研究学问,每会则必然聚餐。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有诗曰:家居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最怕人情红白事,只单一到便为难。京官要不倒架子,要维持与他身份相称的生活,就要讲求居室、姬妾、舆马、仆役,再加上歌郎、戏曲、冶游、饮宴,这才构成整个京官生活场面。

按照各时期的物价水平计算,京官的收人维持其基本生活绰绰有余,但要维持其官样生活,即与身份相称体面,必须依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

曾给曾国藩做过幕僚的​薛福成总结说,历史上,人们乐为京官而不乐为外官,但明清却倒转过来:“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说的基本符合清代京官外官收人悬隔的实情。

外官收入一览表

如果一位京官想要拒绝这种风气,那么所能面对的就是更为艰难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拒绝潜规则,只靠自己一点薪水过日子的相当操守的官员,如之前没有遇到普涨薪资待遇的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宅, 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所以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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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琐当上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这些官员的操守是在付出巨大的物质忍耐力才达到的。此外嘉庆帝老师立朝五十年的名臣朱珪去世时,“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李慈铭日记中提到“以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的“素无清名”的袁希祖之死更有代表性:“咸丰十年,袁希祖阁学暴卒。启其箧,仅白金八两,无以为殓。公卿为率费具棺。 袁以阁学摄礼、 兵二侍郎,素无清名。去岁方自闽典试归,而其贫至此,京官之况可想。”

京官之穷在光绪时期京官刘光第把这种贫寒发挥到了极致。

他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操守和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 “向例,凡初人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穷困潦倒的刘光第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人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如此当官风格,让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以至于每年要赔五百两。对此情形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描述自己的情形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老婆带一女仆亲自干: “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因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去夏大雨后,屋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顶棚末裱好时,客厅堵事,俱颇潦草。”穷的连房子漏雨都没钱修理,也真是到了一定程度。

清代官员袍服等级制度

由于居住偏远,养不起车马,每天上班徒步十多公里,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关于一般中 下级官员悲惨生活的资料更是比比皆是。有京官的自述,比如李慈铭自己日记中常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等记载,当时还有个官员戴璐在《藤阴杂记》通过自己的目击,记述张衡任工部司官时,“贫不能举火”,就是连饭都做不起了。李慈铭日记记载晚清的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 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令李慈铭见了“毛骨洒悚”。吓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某京官的亲 友也提供过这样的旁证:“余屡次入都, 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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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现象,康有为还给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说:‘京官寒苦,尤世所无。即大臣岁人仅数百金...故自大学士至于七品京曹,苟非望得总裁、主考、学政、房官阅卷之差,以认门生,收贽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殆皆饿死。”因此,清代的京官普遍穷困,但是如果放弃操守,而终日与地方处好关系,每年也可以得到许多各种“敬“,然后在京官圈子里不断的研究银子,日子过得也相当舒服,反之,如果单靠自己薪俸而坚持操守的京官,注定活得相当狼狈。

参考资料《一个京官的自述》、《李慈铭日记》、《给曾国藩算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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