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呢，对内平定了七国之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已经获得了发展，汉武帝他本人呢，又有好大喜功的性格，所以他就想放弃屈辱的和亲政策，一劳永逸地用武力解决匈奴。

然而战争的巨大财政压力使整个汉帝国乃至中国历史轨道都发生了改变，这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后面慢慢地会讲到的。

(资料图)

我知道到这里很多小伙伴们其实很期待我讲一大堆汉武帝多么牛逼，霍去病卫青多么威武，但是呢，我想讲的重点其实不是这些，我不喜欢放一些宏大的音乐和一些雄壮的士兵出中来宣扬民族主义，给你们上爱国主义的课程。

很多人其实你们知道的汉武帝远征匈奴只是一个片面。汉武帝不仅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相反，匈奴还在日后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多次清洗农耕区，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

因为你们愿意相信的那些东西，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真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片面而已。我想给你们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汉武帝时期的社会，以及你们不愿意了解的这场战争的代价。

为了敛财，汉武帝时期实行了盐铁酒专卖制度，也是政府垄断这些必需品来获得大量收入，这一政策被司马迁批评为与民争利，而这一制度几乎被后世所有的统一王朝继承。

作为敛财手段，盐铁收入在武帝后期甚至大大超过了农业税。补充一句，被政府垄断销售的商品一般不光价格贼高，而且质量还贼差，这些你们都懂。比如西汉政府出售的铁具质量相当地感人，使得很多农民私铸铁具。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府收入，西汉政府还进一步参与商业，让朝廷直接指派官员进行某些商业活动，官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大大挤压了民间商业活力。

其次呢，加税肯定是少不了的了，对吧？人头税、商业税被不同程度的提高，还有一些新的税种，比如财产税被创造性地发明出来。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实行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货币放水，官府开出了大量面值远小于其价值的币种。

我们之前提到，当时的货币主要是以贵金属为主，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这种行为本质就是强行抢夺民间的购买力。

汉武帝时期呢，政府还开始了实质性地卖官。汉武帝之前，朝廷只出售没有行政权力，只能抵扣赋税、徭役和刑罚的爵位，但随着财政压力的逐步加大，汉武帝甚至开始出售一些具有实权的职位，而买官的人自然要把这些钱给捞回来，对吧？官场的风气就进一步败坏了。

汉初一直实行的轻徭薄赋的政策一直是小政府，政府人员较少，但是为了实现上述改革，汉朝的官僚机构大大膨胀，政府开支也明显提高了，大量不合理的政府职能得到扩充，官僚系统日益腐败。

本来官僚系统就具有自我膨胀的本能，因为官僚们总有照顾自己亲戚朋友的私心，所以官府总会自觉不自觉的雇佣更多人手，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官僚系统也会自然地膨胀，而这一几乎不可逆的趋势又得到了汉武帝的强化，所以其后皇帝在位时，虽然试图完全废。

武帝的横征暴敛，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已无可能解决。据汉书昭帝传记载，武帝后期，海内序号户口减半，而户口减半的主要原因并非战乱，而是武帝极大提高税负的结果，大量百姓不堪重税破产，抛弃或贱卖土地后成为流民。

大量的即使没有被说服和徭役逼破产的农民也主动地将土地卖给世家大族，而后成为他们的佃农。

因为地方官员和这些世家大族们经常进行各种P外交易，这些世家大族们往往能够隐瞒户口和土地，以此逃税漏税，所以他们乐得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农民依附，毕竟边际效益远远大于边际成本。

而农民在成为了这些世家大族的佃农之后，也可以逃脱徭役和税赋，只用缴纳与世家大族约定的收成比例。

正是始于武帝时期，世家大族或者说豪族开始成气候，愈来愈成为能够对抗朝廷的力量，豪族社会逐渐成型，所以秦朝一直到汉朝的前期，实际上就是封建社会向豪族社会转变的一个过渡。

具体的封建社会的定义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而豪族社会的定义我们在之后也会详细地讲。

武帝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外征匈奴，内收重税，进一步打击封国，希望进一步地巩固集权。

然而，由于在现有生产力下，所有的潜力都已经被开发完毕了，这种过度透支国力的行为反倒会使天平向集权的反方向倾斜。

而在王莽大旱后，各路起义军对其讨伐中，豪族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就正式进入了权力角逐的中心，成功登上了权力的前台。

可以说，武帝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汉的灭亡，也间接导致了东汉皇权的磊落。武帝时期社会的另一大变化就是儒学的官方化和儒学与选官制的融合。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增强国力，汉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无为而治的学术。

而到了武帝时期，皇帝迫切需要另一套学术来为其扩张性的政策提供合法性。

于是，恰巧满足了武帝需求的儒学，就开始受到了空前地重视。很多小伙伴们一听儒学，可能一个脑袋两个大，或者就是说受传统的史官影响，觉得他完全是皇权的傀儡工具，用于给百姓洗脑以巩固统治。

但是这其实都不大正确啊。汉朝以前，儒家学说是强调入世的，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要求百姓服从法律和君王，也会对超越理智的君王提出批评。不仅如此，儒家成熟而现实的理论，使其不光能够归拢人心，还能够很好地制度化，成为皇帝统治的一个绝佳工具。

所以需要合法性的武帝呢，就开始了对儒学的收编。

在跟汉代大儒董仲舒的PY交易下，董仲舒呢，他重新解释了儒家的很多概念，包括提出天人感应等一系列使之为君权神授的主张，为皇帝提供合法性背书。

他还发扬了儒家格外注重实用的玄子满，而回报呢，就是武帝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唯一的官方支持的学术。

同时，汉武帝时期主要选官制度是察举制度，这种制度呢，就是靠官员和地方推举有才能和道德的人才有关。

自儒学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道德标准也在推举人才时成为了更重要的评判标准

豪强们也开始向儒生学习，而儒生逐渐和官员合流。

然而成为体制内人员后，儒生再也无法像春秋战国之时那般随意地批判君子。

但是不甘完全沦为傀儡的董仲舒，在完全臣服皇权的表面下，还是给皇帝挖了一个坑。

这个坑是什么呢？以后我们专门讲师汉时再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