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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样使用汉字的国家，日本的若干地名仿佛可以见到中国的影子。往大了说，本州岛西部有一个“中国”地区；往小了说，作为日本两个“府”之一的京都城里，古时更是有着一条“朱雀大路”，与长安的“朱雀大街”非常相似，从名字就透出一股盛唐风情。甚至“京都”本身，同样与中国颇有渊源……

奈良时期之于日本，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但随着时间的迁延，平城京中浓厚的佛教氛围开始侵蚀天皇的权力。

为了摆脱平城京里盘根错节的寺院势力，44岁即位的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再次选择迁都。他最终煞费苦心地选中了当时还叫作“葛野盆地”的京都盆地。这是一块桂川、木津川、宇治川三川合流的低洼地带，富庶的水稻耕作区。其周围“郊野道平千里望，山河擅美四周连”，实在是一块完美契合中国风水“四神相应”原则的宝地：东方应有河流，南方应有池沟，西方要有大道贯通，北方则是山岳巍峨（船冈山），以为天子的依靠。

此外，就像后来江户时期的思想家荻生徂徕指出的那样，“譬如建都，建诸东则西诸侯弗之便，建诸西则东诸侯弗之便。唯建诸中土，而后天下诸侯道路均矣。”而在“虾夷地”还没有完全纳入日本版图的当时，葛野盆地正处于“天下之中”的优越地位，“四方入贡道里均”，正是建立京城的理想所在。

为营建新都，天皇朝廷先后数次在全国范围内强征数万民夫，直到805年才告完全竣工。但在延历十三年（794）十月二十二日，桓武天皇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移居新京，并于十一月八日发布迁都诏令。天皇还为这座新京城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平安京”，寓意“和平与安宁”之意。

在镰仓时代早期（1180-1267年）的日本史籍《吾妻镜》中，初次将“平安京”径直称为“京都”，这一名称从此沿用至今。从公元794年算起，京都（平安京）持续作为日本首都的时间长达1000年以上，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并不多见的。

新的京城也是日本学习唐代文明一百多年后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整座平安京的城市布局，嵌入了深深的中华痕迹。与作为模板的唐朝两座京城（长安、洛阳）一样，平安京全城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南北长约5.2公里，东西宽约4.5公里。全城共有主要街道18条，其中东西向的9条，南北垂直的9条。称为平安宫的宫城居京城北端正中央，其南面正门朱雀门外的朱雀大路（宽达84米）作为中轴线，自北而南一直延伸至京城南面的罗城门，极其均等地划分全京为东、西两半，东半称“左京”，西半称“右京”（其左右按照天皇坐北朝南的方位而定）。左京与右京面积相等，街路的区划一致，坊的数目也相同。在京城南部，东市与西市的位置对称，罗城门内两侧的东寺与西寺同样并列而互相对应，没有任何偏差。

平安京只有一点与长安、洛阳迥然不同：它没有构筑高大的城墙。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外部实力能对孤悬海外的日本构成威胁，只有朝廷内部存在着钩心斗角的权力之争，所谓“祸起萧墙之内”，依靠建筑城墙也无济于事。

这的确是个例外。实际上，作为平安京中轴线的朱雀大路之名也直接照搬自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这是因为朱雀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吉祥之鸟，它“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哪里有朱雀，哪里就会吉祥，平安京的朱雀大路与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一样，都是取其祥瑞之意而得名的。

日本人甚至效仿唐朝的地名，将平安京的左京称为“洛阳”，右京则称为“长安”。只不过此两京的境遇很快就变得大相径庭。“右京”（长安）由于地势卑湿，洪涝频发，逐渐走向衰废，平安中期的著名文人庆滋保胤记述，“西京人家渐稀，殆几幽墟矣。人者有去无来，屋者有坏无造”。与这派萧瑟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左京”（洛阳）却得天时地利，人烟稠密，出现了“高家比门连堂，少屋隔壁接檐”的繁荣景象。由于“左京”日趋昌盛，人们便开始以“洛阳”代称整座平安京。延喜二十年（920）大江朝纲在平安京为送别渤海国大使而作的七言绝句里已经出现了“晓鼓声中出洛阳”的诗句；而在永久四年（1116）撰成的名为《朝野群载》的汉文诗文集中，干脆直接借用《晋书》里的“洛阳纸贵”典故来指代日本的平安京了。长此以往，“上洛”、“下洛”就成了进出平安京（京都）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京都市内还随处可见“洛东”、“洛西”、“洛南”、“洛北”等地名，令中国游客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