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古代社会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注重官本位的社会。当大部分人都是农民的时候，社会生产力几乎全部用在了农业生产上，而商业式微，就会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交通信息的不发达，让很多官员敢于贪污受贿，享尽制度的福利。当然，这样的社会形态也带来了长期的稳定，只是不能遇到坏皇帝，也不能遇到灾荒、瘟疫、战争等灾难。

把制度寄托在很多人身上靠谱，还是寄托在一个人身上靠谱？当然寄托在很多人身上靠谱，只不过古人没有民主制度，大多要听君主的话，听官僚的话，也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了。农业文明要求人们认真耕种，不违农时，还要吃苦耐劳，由此引申出来的精神就是忠君爱国，报效家国。而儒家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要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只需要做到修身、齐家就可以了，甚至能做到修身就不错了。大部分农民都不识字，只要有田种就饿不死，而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就是种粮食，吃粮食。老实本分成了他们的性格，而商人的奸诈正好违背了他们的性格。

商人会把一两银子的东西当成二两银子的东西来卖，说谎成性，已经不适合农业文明的基本道德要求，属于商业领域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道德要求不一致，还有很多相互抵牾的地方。种地的农民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看不起商人，甚至对之嗤之以鼻，而对于官员却是敬畏有加。他们在遇到饥荒的时候，可以吃大户，可以抢劫商人的财富，却很少敢去抢劫县衙，抢劫州府衙门，以免被判了死罪。也就是说，商人的经商行为并不一定能获得官府的庇护，运输商品和贩卖商品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意外，也只能由商人自己承担，官府要是不收钱，就不会认真办理案件。于是，在社会动乱时期，草莽英雄辈出，声称劫富济贫，要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只是，他们大多劫富不济贫，肥了自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还不断招收新的弟兄入伙，继续劫富，甚至做大做强之后就成了起义军，能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就会把自己的身份洗白，成为新王朝的人物。论功行赏的时候，从皇帝到地方官，大多都是起义军领袖担任。新王朝也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皇帝换了人，官员换了人，却只是对前朝的一种重复，一种轮回，不会确立多数人做主的民主制度。

官员在社会层级中成为顶层人物，可以尽享制度的福利。而商人们却不可以享受制度的太多保护，只能往人烟辐辏的大城市居住，毕竟大城市的治安条件要好得多，以免被土匪、强盗抢劫财富。商人会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进而获得官员权力的庇护。只是，官员大多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再富有的商人，在权力面前也不值一提，甚至在动乱时期，官员要敲商人的竹杠，简直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那种敲诈勒索，和土匪抢劫没什么区别。于是，老百姓慨叹，官就是匪，匪就是官。还不如直接入伙做强盗来得方便，毕竟，官府对强盗没有什么办法，也就只能让他们逍遥法外，痛快生活了。

在和平时期，官员仍然是人们眼中的老爷。很多人都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文化，以后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做官。即便有人考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知道，虽然难考，但考中之后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摇身一变成了大老爷，说话算话，能够获得同僚的馈赠，也能够贪污腐化，互相倾轧，私自加税，徇私舞弊。毕竟，当时的监督机制并不是很健全，即便有钦差大臣，也不是经常下到县衙搞调查的。于是，官员们只要能搞定上级，就能运用权力肆意妄为了。

官本位思想大行其道，人们看不到获得财富的希望，毕竟很多富人已经卖房子卖地，雇佣大量的农民种地，却不会让农民获得成为富人的机会。于是，农民要想上位，就要让自己的儿子从小学习，参加科举考试，以后做官。也就是说，农民要想上位，自己是不行了，一定要让后代成为官员。做了官，就比富人们还要好，其实已经成为富人了，还手握权力，可以对不是官员的富人们敲诈勒索。即便不敲诈勒索，富人们也会主动跑关系，乖乖送上银子。只要富人家里出了事，官员就会倾向于富人，做出一定的判决。要是富人做了为非作歹的事，官员就可以在查证之后，直接抄家，罚没财物充公。

农民们欢呼富人的破败，欢呼商人的失算，却对于官员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任何反思。只有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才会想起官员的诸多不是，那时候想要声讨，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当他们吃不上东西的时候，或者遭遇瘟疫、战争的时候，才会起来反抗。而商人们大多不会反抗，因为他们经商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已经致富的更不愿意反抗了。那么，作为皇帝只需要让人们吃饱了饭就行，至于经商，那是个人的事，不触犯官僚利益就行，甚至要给官僚上贡，不然就会被敲诈勒索。如此一来，官员生活优渥，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做了官，获得财富简直易如反掌。于是，官本位思想盛行，而重农抑商的思想仍然盛行。

重农抑商是皇帝提倡的，参加科举谋求做官是个人的奋斗之路，并不冲突。只是，在这两种逻辑之下，仍然是权力第一的思想，也仍然是让人们谋求做官的思想，却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也就不太可能建成民主社会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