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作为罗马教廷的所在地，梵蒂冈的国籍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可以算得上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了。梵蒂冈国籍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可能有人因为出生而自动获得梵蒂冈的国籍，而且梵蒂冈的国籍是和工作职位绑定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在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获得了一个一定级别以上的职位之后，他才能获得梵蒂冈的国籍，而当他失去这个职位的时候，也同时失去了梵蒂冈的国籍。

所以为了解决这种规定可能导致的问题，梵蒂冈还特意和意大利签订条约，专门规定如果有人因为失去了梵蒂冈的国籍而成为了无国籍者，那么它将自动获得意大利的国籍。所以说，按照我们对于国籍这个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在罗马教廷获得了终身职位的时候，他才能够获得梵蒂冈的国籍。

那么怎么才能在罗马教廷获得一个终身职位呢？目前有且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被罗马教宗任命为红衣主教，要么被红衣主教们推举为罗马教宗。所以说，这梵蒂冈的国籍，那才是全世界最难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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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梵蒂冈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个全民100%信仰单一宗教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零文盲的国家。

那么，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国家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走到今天的呢？

说起梵蒂冈，或者更准确地说，说起这教宗国的政治源头，那就得追溯到公元728年，中国的唐玄宗开元16年。

就在东方的中国开始安享开元之治的盛世的时候，西方的亚平宁半岛却笼罩在战火之中。由日耳曼人的一支伦巴德人建立的伦巴底王国正在和拜占庭帝国激烈地争夺对亚平宁半岛的控制权。为了拉拢当时在亚平宁半岛上另外一支颇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公元728年，伦巴底国王蒂乌特普兰德把他刚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的位于罗马城以北的苏里特等地献给了罗马教廷。

这次被称为是苏里特献土的事件，就成为了罗马教宗拥有统治权的开端，所以也被认为是教宗国建立的标志。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件，“丕平献土”。

当时还只是法兰克王国宫相的丕平，派了两个使者去罗马拜见教宗。使者给教宗带去了一个问题，如果法兰克的国王他没有权利，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罗马教宗对于批评的潜台词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他就回答说最好还是让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去当国王。得到罗马教会支持的丕平，就逼迫法兰克国王退位出家，自己登上了法兰克的王位，开创了著名的卡洛琳王朝。为了回报教宗，丕平在公元754年，中国的唐玄宗天宝13年，亲自统帅法兰克大军南下意大利，逼迫伦马里王国把昔日西罗马帝国旧都拉文纳以及周边土地奉献给罗马教宗。然后当时的罗马教宗史蒂芬二世亲自为丕平举行了徒有礼，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加冕他为法兰克人的国王。

这就是历史上的丕平献土。

在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期间，罗马教廷伪造了一份被称为是君士坦丁献土的文件，这份文件宣称，当年终结了罗马帝国四帝共治制度的君士坦丁大帝得了麻风病，然后罗马主教希尔维斯特一世就通过虔诚的祈祷感动了上帝，治好了君士坦丁的麻风病。之后君士坦丁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为了感谢希尔维斯特的恩情，君士坦丁决定把亚平宁半岛中部地区捐赠给罗马主教，同时授予罗马主教对于整个帝国西半部分的统治权。甚至就迫使君士坦丁去伯斯布鲁斯海峡营建新都，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都为罗马教会解释成是为了把罗马城奉献给罗马主教，所以才做出的迁都决定。

与此同时，教宗国南边的拜占庭帝国专注于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政权斗争，而北边的神圣罗马帝国卡洛琳家族由于嫡系的分裂，也走向了没落，家族的旁系或者庶出后代先后登上皇位，这就是神罗历史上的“意大利诸帝时期”。

没有了罗马皇帝这个世俗威胁，罗马主教踏踏实实地过上了一段惬意的生活，开始专心致志的搞起了内部斗争，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僵尸审判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不过除此之外，当时的罗马教廷在其他方面取向还算正常，跟今天教会学校里那些懵懂无知的受害者们比起来，那时候天主教神父们渴望的还是那些风情万种的贵族少妇。所以在罗马教宗塞尔基乌斯三世的情妇马洛西亚的引领之下，罗马教廷的历史来到了被称娼妇政治的时代。

这位马洛西亚可以算得上是罗马教廷历史上的一位人物，他以一己之力，把原本应该恪守清规戒律的罗马教廷变成了一个父死子继、子孙传承的家族王朝。马洛西亚的母亲是教宗约翰十世的情妇，所以约翰十世可以算是他的继父，他本人是教宗塞尔吉乌斯三世的情妇，而他的儿子和孙子分别是教宗约翰十一和约翰十二。

也正是在约翰十二在位期间，他邀请了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来意大利帮助自己镇压反对派，然后在罗马为奥托举行了罗马皇帝的加冕仪式，这就是德意志奥托大帝。奥托大帝的强力介入终结了教宗国娼妇政治，奥托大帝的孙子奥托三世更是把自己的表哥扶上了罗马教宗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位德意教宗格里高利武士。后来罗马教廷趁着神罗改朝换代的机会发起反扑，和继任的萨利安王朝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主教续任权之争。简单来说就是天主教会在各地的主教们是应该由罗马教会来任命，还是应该由当地的君主来任命。

说到这个，可能有不少朋友们都听说过卡诺莎之行的故事，说的是神都皇帝海因里希四世因为得罪了罗马教宗格里高利七世，所以被开除教籍，然后海因里希就顶风冒雪，亲自到格里高利留宿的卡诺莎城堡长跪请罪，这才获得了教宗的宽恕。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教权强盛的标志，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传闻，说是欧洲之所以会出现民主思想，那是因为教权制衡了皇权，这就纯粹是无稽之谈，硬往教会脸上贴金了。

古往今来，无论是哪个文明，哪种宗教，教会势力永远都会比世俗统治者更保守、更极端。欧洲之所以会出现虚君弱君的现象和传统，那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存在着诸多自治城市。

欧洲的民主制度是源自于欧洲市民阶层对于自由的追求，而不是源自僧侣神父们对圣经的研究。更何况这卡诺莎之行的故事还有后半段呢。海因里希在平定了国内的反对派后，亲自率军南下驱逐了这位教宗大人，最后就默默无闻地死在了流亡地。

而且即便是故事的前半段，也有很多不符合历史的地方，比如真正让海因里希陷入窘境的并不是教宗的绝发令，而是之前他母亲摄政的是对德意志诸侯的无条件放权。

其实罗马教廷在和君主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处于劣势的，毕竟教宗他没有军队。后来在13世纪末的时候，法王菲利三世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决定对法国境内的教会财产征税，因此和罗马教廷爆发了激烈冲突。最后法军在公元1303年，俘虏了当时的罗马教宗布尼法斯八世。六年之后，菲利四世干脆下令把罗马叫停，从罗马迁到了教宗国在法国的飞地。

之后的七十年里，历任罗马教宗以及教廷中的大部分红衣主教都是法国人。直到公元1377年，教宗格里高利十一把教廷重新迁回罗马。不过，法国带给教宗国的灭顶之灾远不止这一次。公元1789年，中国的乾隆54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法国境内所有教宗国的飞地全都是法国领土。而且，为了抵抗第一次反法同盟，法国派军队远征意大利，御敌于国门之外。

大批依附于教宗国的北意大利城邦全都落入法国手中，罗马教廷对此当然是怒火中烧，这帮法兰西暴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是当时的法国政局实在是过于混乱，各种党派、各位执政官那是如同走马登一般，罗马教廷实在不知道找谁撒气，于是罗马教宗庇护六世干脆决定把那个率领军队进入意大利的法军统帅开除教籍。这位倒霉的法国将军正是日后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

拿皇的风格大家都能想象，直接派兵去罗马把教宗抓回了法国，而后包括罗马城在内的整个亚平宁半岛的中北部地区全都被纳入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在半岛东北部成立了意大利共和国，而半岛的西北部地区则是干脆直接并入了法国。后来拿破仑称帝，意大利共和国就被改成了意大利王国，由拿破仑自己兼任国王。所以新的罗马教宗庇护七世就是拿破仑的皇帝加冕礼上当主持人的那位。

此后，虽然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教宗国一度依靠着维也纳会议的保护拨乱反正，但这一切都只是这个政教合一国家最后的回光返照，随着拿破仑所带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开始兴起，意大利统一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而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最大障碍就是教宗国。

1848年全欧革命的时候，教宗国也没能幸免，罗马教宗庇护九世面对革命仓皇逃离罗马，后来是在法皇拿破仑三世的保护下，庇护九世才得以镇压革命，重返罗马。

据说拿破仑三世在送别庇护九世的时候，曾经苦口婆心地劝他善待臣民，尊重他们的诉求。可惜庇护九世一句也没听进去，回到罗马之后，立刻就恢复了宗教裁判所，而且宣布所有在革命期间出任过共和国官职的人都犯有叛国罪，不得赦免。就连好不容易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也全都被赶回了教廷划为犹太人划分的贫民窟里。也正是因为庇护九世自以为是的固执，彻底断送了教宗国的国运。

最终，意大利军队攻入罗马城，庇护九世退守梵蒂冈，成为了梵蒂冈之囚。直到1929年，意大利王国才最终和罗马教廷签署了《拉特兰条约》，彻底解决了双方关于罗马城归属以及其政治地位的长期纠纷，这份条约的签订也就成为梵蒂冈建国的一个标志。

从此之后，曾经在欧洲中世纪一再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罗马教廷，就只剩下了梵蒂冈宫和圣彼得大教堂这0.4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了。

21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抛弃了领土扩张这种过时理念，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版图中看到不少袖珍国家，其中也有几个是国中国，比如像是欧洲的圣马利诺，还有非洲的莱索托。不过梵蒂冈却与众不同，它是一个城中国，整个国家完全被意大利国的罗马城所包围。据说梵蒂冈对全世界199个国家实行免签，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不过这也仅仅是看起来罢了。

因为梵蒂冈自己既没有机场，更没有港口，人们根本不可能不经过意大利的领土就直接进入梵蒂冈。

再加上梵蒂冈全国就只有教堂和博物馆，压根就没有酒店和旅馆，所以除了欧盟公民之外，其他人想要拜访一下梵蒂冈，仍然必须要一张有效的签证，即便他的护照在梵蒂冈是免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