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雍正在给其宠臣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示说：“朕安好，邬先生安否？”让雍正问候的这个“邬先生”即是辅佐田文镜的师爷邬思道。

据说有一次田文镜与邬师爷闹了别扭，邬师爷来了个“不合则去”，卷铺盖走了人，此后田文镜如同失去拐棍，在地方行政和对上奏请屡遭雍正斥责，不得已又把邬师爷请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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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镜做官靠师爷在清代具有相当普遍性，许多官员一日不可没有师爷，而师爷也成了隐藏在官场中的最大隐性权利拥有者。

“代官出治”的同时滋生了大量的地方政务腐败。清代曾有这样说法：“无幕不成衙”这里的“幕”就是指幕友、幕宾，即俗称的师爷。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计算，每个衙门有五个幕友计算，全国的师爷最少有数万人之多。师爷们混迹官场，首先靠的还是能力。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出徒，其所学范围也非常广。包括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往来文件和缮写公私函件，这些成为师爷最基本的本领，汪祖辉曾说自己学习刑名一幕，就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师爷是官员权力的附属品，而师爷对于官员犹如“即可之于饮食，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由此也逐渐衍生出师爷群体，他们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形成了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在幕府所有岗位以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为最好岗位，一个掌握了审判权力，另一个掌握了钱粮权力，其收入更是其他岗位师爷的数倍。不仅收入高，有的师爷通过关节，收揽了大量的政治资源，走上了官老爷的位置。过程是由督抚一级上报吏部，可以授予官职，但总体看来，能够当上官的师爷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布艺终老而已”绍兴有个教范家相的人，早年做幕僚，他母亲却觉得儿子虽然赚了钱却不能给祖上争光“泯泯无闻”，为此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进士。清代的理学家戴震和名臣林则徐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到了咸丰、同治后，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被打破淡化，由作师爷专项从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如素有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也是这一发展过程。但是总体看来，大部分师爷都属于权力赘生物，利用其服务官员的优势，搞隐形腐败，属于清代官场中比较另类的非典型腐败人群。

实权的刑名师爷

清代的“无幕不成衙”非常具有普遍性，总督官员、州府官员和地方县太爷们离开了师爷如同失去拐棍，寸步难行。

“刑名钱谷动系考成，尽人而知其当重矣”，虽然其他种类的师爷也不可轻视，但刑名师爷是仅次主官的角色。主官在审案时，有的刑名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听主官文案后，提出具体意见，往往最终主导了案件的审判结局，刑名师爷有一套完整的看家功夫，即“六法”和“九不可”，至于所谓的三班六房在主官审案时都说话，都出主意被称为的“满堂官”并不能代替刑名师爷的最终意见。《中国的科名》

在当时刑名师爷掌握好案子就是抓到了钱，往往是勾连书吏、衙役，按照出钱多少进行中间环节商定，俨然形成了一条流水线的利益链。有的刑名最厉害的时候是“一鸡两吃”，让诉讼双方最后都成了被压榨的对象，比着出钱，谁出的多，就让谁赢。《清实录》里记载州县官员和刑名师爷故意对案件进行延迟不结的办法进行捞钱。

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时，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案件积压太多，有的已经几年不给办案，为此他对当时的州县官员和从属的师爷们给出了画像： “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

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此后他开始大面积把不合格的州县官吏进行汰换。与此同时集中精力清理积压案件。在曾国藩看来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乱作为。

在身体条件极差，双目几近使命的情况下，把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全部结清。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

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一生强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不得承认输给了清代的官场。

滋润的钱谷师爷

“接收交待，奏销钱粮，门牌清册，地丁人口，屯田粜谷……”从60多项事务上看，钱谷师爷没有刑名师爷权重，但涵盖面却非常广泛，直接涉及管理当地百姓的各项杂物。除了负责本县衙内的钱粮业务，还负责大量田产纠纷民事案件，银钱债务，买卖交易和各种收税业务等等非常庞杂，能够坐上州县官吏的钱谷师爷滋润非常了得。他既是钱粮总管，又身兼财务出纳和现金管理等等，捞钱非常容易。不光如此，钱谷师爷的薪俸也非常高，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达到220两，到乾隆后期县一级的钱谷师爷已经增加到800两年薪，这都是合理收入，如果是上一级的钱谷师爷，则多达2000两年薪。

除此之外，作为钱谷师爷，还有着一些“政治权利”，即上级师爷可以给下级单位推荐师爷，从中收取大量好处。因为上级师爷可以左右地方官的升迁，如果拒绝师爷的意见，那么今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大老爷的“身边红人”主动和师爷套近乎，主动让他们推荐人选，这样就达成了默契。咸丰年间的官员何桂清对此曾总结说：“各省州县官员到任，他的幕友们必然要推荐门生故旧，代办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地方官还不知道这些人能否胜任，就马上拿出重金邀请。”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清代官员段光清在当上建德之先后去拜见州府官员，谈话时问他是否请了幕府，段光清回答说：“刑名、钱谷两席已定”这个首府官员非常不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级所荐也。”可以想见，一个大清高级官员在安排师爷上如此重视，可见其地位和利益的重要。

在利益集团的不断助推下，师爷这一行当风气越来越坏。张集罄《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年间，满洲官员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一无所知，干脆把所有的业务都委托给师爷，这个师爷因此到处招摇撞骗，把地方官摆弄得叫苦连天。

清朝做资深的师爷汪祖辉做了三十四年的师爷，对此总结说：“官之为治，不必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最后他说，到乾隆中叶，就幕友来讲，要寻找到正派的，十人中已找不到四五人了。

这种位不高权却重的师爷行当，影响了整个清朝政治，是属于非典型的腐败群体，随着清朝政权的垮塌，这一行当才最终退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