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集中营对外称太原工程队，位于太原城内东北角的小东门北巷，曾经是阎锡山的炮兵团所在地，由两三个相连的大院子组成。与其他集中营一样，这里也是高墙耸立，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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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里常年囚禁着6000名左右的俘虏，其中既有八路军、决死纵队，也有国民党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还有游击队员和被当作俘虏抓来的普通百姓。

这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豆饼、麦麸、橡子面窝头，外加一份儿熬烂菜帮子或发臭的酸菜。一段时间下来，大家都瘦得皮包骨，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具具骷髅。

囚室是用席子搭成的，一个囚室至少关押几十个人，多者有上百人，肩挨肩，肘碰肘，空气十分污浊。夏天炎热不堪，下雨时水流如注，潮湿难耐；冬天席子上结着一层冰，经常有人被冻死。

没有被外送当劳工之前，大家就在当地服苦役，有时到太原的铁厂、窑厂干活，有时给敌人修工事，从事抬煤、筑路等重体力劳动，一干就是十二三个小时，经常有人累得顶不住而倒下。

工程队里“规矩”繁多，稍有不慎就会犯规。日本人和狗汉奸折磨人的办法极为残酷，棒打鞭抽是家常便饭，有时还放狼狗咬，夏天罚人站在烈日下曝晒，冬天则罚站在风口瑟瑟发抖。许多人经不起这种折磨和摧残，很快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一天，日军少佐进来时，陈开平正低着头打扫院子，没有看到他。就因见到“皇军”没有行注目礼，这个少佐居然逼着他吃别人大便中未消化的玉米粒儿。陈开平当然不肯吃。

“八嘎！”日军少佐抬手就是几个耳光，打完还觉不解气，又命令一个士兵把陈开平拉去“好好教训一顿”。

结果陈开平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罚一天不许吃饭。没有行礼不过是日本少佐侮辱折磨俘虏、发泄兽性的一个借口。其实，对这些不幸落入魔窟的人，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想打就打，要杀就杀，根本不需要寻找什么借口。

就是这个少佐，由于“管理”俘虏有功，得到上级赏赐的一把新战刀。这天中午，为了试验这把东洋战刀的锋利程度，他指着正在吃饭的人群吩咐一个士兵：“去那边找个人拎桶水到前院来！”

不大一会儿，一个中年俘虏拎着桶水来了，看到几个日本兵正围在少佐左右议论着什么。他把桶放下转身正要离去，被少佐叫住了：“你的过来！”

“嚓！”少佐把战刀抽出鞘，用手撩着桶里的水往刀上淋了一遍，抬起头上下打量一下来人。一看这阵势，中年人顿觉情况不妙拔腿就跑，被一个士兵扑上来拦腰抱住掀翻在地。他惊骇地叫着爬起来，还未站稳，腿肚子上挨了重重的一脚，扑通便跪倒在地上。

少佐双手举起战刀，“呀”的一声狂吼，用力劈了下去。转瞬之间身首分离，人头像球一样骨碌骨碌滚出老远，一股殷红的鲜血从脖腔喷射出来，溅到地上连成一片。不知是因为刀刃特别锋利，还是由于下手又快又狠，头已落地眼睛中还射出惊恐的光，嘴巴还一张一合的，像是在做最后的控诉。

这样毫无缘由杀害无辜的罪恶情景，不仅出现在太原工程队，人性泯灭、以嗜血为快的日本兽兵不少都有类似的兽行。

在洛阳西工集中营，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战俘，也是转瞬之间就被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性命。这天傍晚，在西工充当杂役的小丁从伙房出来，没走几步就被三个迎面过来的日本兵拦住了去路。

“我是去……”他想向他们说明自己是被派去干活的。还没等小打把话说完，两个日本兵一人拉起他一只手，使他两臂左右平举，整个人形成一个“大”字。另一个日本兵站到他身后，举起闪着寒光的东洋刀。只听“嗨，嗨”两声大叫，两条胳膊被砍落在地，紧接着第三刀又落了下来。这一刀从头顶劈下直达腰间，可怜小丁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

三个日本兵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如果说这些还算是特例，系个别人所为的话，那么发生在太原赛马场的大规模屠杀俘虏事件，则完完全全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的集体暴行。

8月上旬的一天，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大队长安尾正纲正准备下刺杀俘虏的命令，人群中突然迸发出一声高亢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发自不屈者的呐喊，令所有的人为之震撼。安尾正纲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呼口号的是一位抗大女学员。随即，她的50余位女同学昂首挺胸，怒目圆睁，齐声高呼起口号来：

“中国人民万岁！”

“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血债定将用血来偿！”

悲壮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山河为之震撼，天地为之动容。安尾正纲慌忙声嘶力竭地下达了刺杀令。胆怯的新兵们被这些女战士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气概震慑住了，有的迟迟不敢出手，有的刺刀扎下去却刺不中要害。被刺伤的女战士倒在血泊中，又挣扎着站起来继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安尾正纲恼羞成怒，长满横肉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嘴角抽搐着直喘粗气。充当教育队新兵教官的住冈义一急忙跑到那些面色苍白、惊恐不安的新兵面前大声责骂，并拔出随身佩戴的军刀，用刀尖对准一个正在奋力挣扎的女学员的心脏部位狠狠扎下去。旁边站立的军曹见状，也从一个呆立着的新兵手中夺过刺刀，顺势刺向另一个女学员的心脏。

这两次大屠杀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防止俘虏逃跑和罪行暴露，太原工程队方圆数里全部封锁，所有参与人员均荷枪实弹，严密戒备。心如蛇蝎的日本鬼子本以为这残酷血腥的“检阅”可以进行得悄无人知，哪想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天押解来的120名中的一名战俘趁着混乱挣脱了绑绳，拼死向东边山上跑去。待杀戮结束日军清点死亡者人数时，才发现少了一个人，慌忙派出士兵追击，早已不见了他的踪影，又拉着军犬上山搜索也没能有所发现。

于是，日后曾担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的赵培宪同志，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幸存者。在群众的掩护下他成功地回到了抗日根据地，并向世人揭露了发生在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上的秘密大屠杀。

这骇人听闻的惨案，向世人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东亚共荣”的真实嘴脸。他们公然践踏国际法的残忍暴行，令世界舆论大哗。为此，日军将大屠杀的责任人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处置，对外则称对其严加惩办以正视听。

双手沾满鲜血的教官住冈义一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他曾这样交代：

“1942年7月26日清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召集辅佐官会议。参加的有我和山本大尉等人。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命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8月上旬某一天，又有120名俘虏惨死在赛马场。其中，有70名左右是在我的指挥下，由我亲自教练的新兵直接杀害的……我身为教官，在检阅官面前一定要做出成绩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于是我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着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逆裂……”

小东门外的赛马场不是战场，可发生在这里的杀戮比战场上的厮杀更血腥，更残暴，因为针对的是没有丝毫防御和抵抗能力，只能束手待毙的战俘。如果这片曾经浸透了战俘鲜血的土地会说话，它将向后人诉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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