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明朝的海禁政策，我们都知道海禁是古代对私人商船出海贸易与外国商船的进口贸易的政策，清朝在初期也是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在顺治十二年颁布的《禁海令》开始，清代的海禁政策就开始实行。

(相关资料图)

关于清代海禁政策的原因，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当然是不一样的。

明末清初，清朝刚开始对沿海人民出海经商并没有什么规定，但是之后明朝的残余部队还没有放弃反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成功的队伍，是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一支队伍，甚至还联合李定国的部队和清军对抗，让清朝十分头疼。浙闽总督上疏说不如“沿海省份，应立即严禁，无许片帆下海，违者立置重典。”。

清朝为了阻断敌对势力和沿海地区的联系而实行海禁政策。

于是顺治十二年开始，顺治十三年、康熙元年、康熙四年、康熙十四年都颁布了禁海令，顺治十七年和康熙元年、十七年下达“迁海令。政策要求不能出海贸易，不准和台湾的势力眉来眼去，但是对外来商船并没有过多要求。

虽然这时候要求的地方还只是闽广，但是其他省份也十分害怕哪天政策就到了自己这里，于是也开始限制了出海的规定。为此朝中大臣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守旧派认为应该坚持海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地方大员却从基层发展出发，表示现在海禁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地方财政困难，百姓大量失业等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开海了才能解决问题。

一直到康熙朝，随着朝廷的安定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很多大臣都给皇帝说应该开海通商，这个既符合沿海人民的利益，也对朝廷收入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时沿海地区的忧患并未完全解除，开放就要承担风险，果然中央并未理会，继续独断专行。

在康熙十九年的时候朝廷只准山东连云港、庙湾一带的地方开海，其他地方仅仅是松动，但是并未解禁。

事情的转折就是在郑氏集团归降。

那一年清朝拿下台湾，袭扰已久的郑氏集团土崩瓦解，三藩之乱也平定。大臣们再次上疏要求开海，于是次年康熙准许开海贸易，并设立了福建泉州、广东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四地的海关机构，停止了海禁。

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正式海关。

“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

随着朝廷命令确定可以出海贸易之后，四大港口下面又有很多小港口，根据《粤海关志》、《户部史书》、《浙江通志》和《江南通志》记载来看，少的有浙江的十五处港口，多的有广州的五大总口和四十三处小港口。

但是也有很多限制，比如国内的商民出海贸易，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需要出海贸易，必须要通过当地官员的报备，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再办理相关的执照，上面需要备明船身烙号刊名，再让人去勘察验明，最后才能出海。

而且出海的船只只能在五百石以下的往来行走。

再来就是要限制商品进出口种类，比如限制米类出口，炮械军器类。到了乾隆年间，火药、铁器、大黄、绸缎和茶叶等也遭到限制，之后有所松动。

不过随着国内人口的增加，现有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于是清政府便鼓励商人从各地进口粮食到中国来（但是外国也有相关限制，这时候就会产生为了利益而私下贩卖粮食的商人），“粤东商民有自备资本领照赴安南等国运米回粤巢济民食者,......如运米六千石以上至一万石,生监给予县垂职衔,民人给予七品顶带。”

之后一直到乾隆二十年，著名的洪仁辉事件，当时洪仁辉驶入宁波等地，于是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销了宁波、泉州和松江三地的贸易，“夷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

这就意味着中国对西洋，特别是英国和荷兰等国家的贸易只能集中在广州地方进行，从而广州十三行崛起（十三行并非是十三家，前后数量不一），广州成为一个大型贸易港口。至于其他在南洋地区的殖民国家则是可以继续在福建、浙江等地进行贸易，并不受限制。虽然不受限，但是在贸易方面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防止洪仁辉事件的再次发生。

“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

故厦门地方的贸易往来，外商可以从吕宋等地运送燕窝、苏木、大米、海参等物资到中国进行贸易，之后再从中国购买大批量的棉布、瓷器、大料、白纸甚至是一些生活用品到外面进行贩卖。

如果中国商人不从广州出发，还可以选择从其他三地出发进行贸易，“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

而且还规定，凡是出洋贸易的人，无论出去多久，回来的都可以准许再次成为大清子民。

不过国家发展就需要更多的税收，大量的贸易往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于是还制定了低税制优待外商政策，收取货物总价值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税率，不过最高的时候可达百分之六。

于是优待政策加上中国的物资丰富吸引了全世界的国家前来贸易，其中美国和中国直接对接贸易是在乾隆四十九年的“中国皇后”号在广州进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日本开始了锁国政策（这个也是有很多因素，并非是针对中国），于是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有所限制，商船肉眼可见减少，但是其中参与贸易的商船吨位增加，反而使得两国间的总数却是增加的。

从《粤海关志》中可以发现，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之间，前往中国参与贸易的欧美国家的船只有312艘，吨位多数在140-480吨之间，在对欧美国家一口通商之后，数量也并没有减少，乾隆二十三年到道光十八年间，在广东的商船有5107艘，其中英国的数量是最多的。

贸易数量之所以这么多，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优惠政策，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中国物产丰富，各种衣食住行的商品都有很大的出口需求。但是这一时期，英国也对中国输入了大量的鸦片，雍正七年到道光十九年，输入的鸦片数量就达六十四万八千二百四十六箱，大量鸦片的输入使得中国大量白银的流失，并且使得国民越发羸弱且贫困。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十分恶劣的贸易手段，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