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炳东

1942初，新四军鄂中根据地在日军扫荡时抓了新四军10多个干部，被关在应城宪兵队里。其中有我方一位敌工干部赵西，掌握了一些我方情报人员名单。有的重要情报员，别人不清楚，是与赵西直接联系的。敌人暂时不知道赵西的身份，只当作一般干部，而我方焦急万分，想尽快营救他出狱。上级把营救任务交给了应城公安局长杨森堂。杨森堂他们“以毒攻毒”，抓住日军一名重要家属，逼迫日军与我方交换被俘人员，成功地解救了赵西与一批我方被俘人员。

(资料图)

抗战时期的公安队

当时，公安局长杨森堂手下有一支公安队，1941年刚成立时，只有等几个人，5支短枪，但在对敌斗争中很快就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能分能合、具有单独作战能力的拥有近70人枪的精悍队伍，以至于敌人把他们叫作“森堂部队”。就凭这几十人，他们无法硬碰硬地解救关在在县城里的赵西等人。杨森堂考虑，只能让内线先打点敌人，少让敌人为难赵西他们，一边寻机解救。

1942年春夏之间的一天，打入日军驻应城“华中派遣军”第三师团司令员部的内线送出情报说：宪兵队长古川老婆近期坐汽车要到应城来。古川在汉口日租界长大，后被日本军方招募，专门刺探新四军情报。他凭借在中国长大的优势，化装侦察，亲自审讯处置我方被捕人员，拥有调动应城境内敌据点的兵力“扫荡”根据地的大权。上级把这个情报转给杨局长，上下不谋而合，抓住古川老婆，交换赵西等人。

侵华日军家眷（资料图）

杨森堂他们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拦住日军的军车，活捉古川的老婆。如何截停日军汽车呢？战前“诸葛亮”会议上，队员们各抒己见。尽管多数人都不懂汽车的原理，有的人甚至还没有见过汽车，但是大家情绪很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有的提出把杀猪刀倒埋在公路上，再覆盖上土，等汽车来了，戳穿汽车轮胎。有的说，搬些大石头横摆在公路上，汽车就过不去。有的说，公路上挖条沟。

这些办法，把握都不大。埋杀猪刀，怕车轮子压不到刀刃。垒墙挖沟，敌人就会警觉。讨论来，讨论去，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会后，立即秘密布置下去了。

杨森堂把埋伏地点选在双墩附近的汉宜公路地段上。这里离县城有10公里，有3个毗邻的小山包，鄂中多数是一马平川，棉花和小麦此时还没有成长起来，这里是个较理想的伏击地点。3个山包彼此相距一二百米。公路通过地方，形成3道土壁夹道，杨森堂设了3道卡子。

半夜三更，杨森堂带领队伍出发，埋伏起来，等待敌人军车。大约8点钟，日军军车果然来了。杨队长发出信号，队员们都把子弹推上膛。军车的马达声越来越大，他们已看清7辆卡车驶过来了。

杨队长注意看着第一道卡子路边一位戴草帽锄草的“农民”，前面4辆过去，5辆过去，到第6辆驶过身边，那“农民”猛地站直身，把草帽摘下来，在胸前扇了几下，意思是古川老婆在车上。

杨队长用红布挥了挥，第二道卡子公路两边的各一个“农民”，同时使劲拉长绳子朝前扯，公路上一条长钉条立即从土中竖立起来，横拦在公路上。

同时，杨森堂用步枪对准第6辆卡车顶上的机枪手开了一枪，日军机枪手立即倒在车厢里。这一枪也是信号，公安队立即对准汽车开枪。前面汽车上的日军见中了埋伏，加速逃跑。第6辆汽车司机惊慌失措，也加快速度，“呯、呯”轮胎被扎破，车头一沉，窜了几米，后胎也扎破了，汽车停了下来。公安队击中火力对准6、7辆汽车上的日军兵射击，打得日军死伤累累。

七八个新四军战士冲上公路，一名高大健壮的战士手持短枪，斜对着车锁，开了一枪，拉开车门，一枪击毙了司机，再一把扯过日本女人，身子一低，把那女的扛在肩上转身就跑。公安队当宝贝似的机枪，“咕咕嘎嘎”对着从前面汽车下来的日军扫射起来，另几个战士赶快把两辆车上的枪支弹药战利品收拾一下，捎带着钉条，立即撤退了。等前面日军汽车停下，组织起来进攻时，杨森堂他们已跑远了。

这个日本女人20多岁，穿着鲜艳和服，头发上梳，让村里的人好奇。杨森堂马上要事先安排好的女兵，给她换了一身当地打扮，梳了一个笆芭头。转了几个地方，到天黑才审问她。

可是，那女人一来受了惊吓，哭哭啼啼；二来双方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写的字，她也不懂。杨森堂只得请上级到5师政治部请一位翻译来。这个日本女人在女兵的照顾下，渐渐安定下来，双方用手势交流，开始吃喝起来。

公安队带她转移时，看她走不动，找来一匹马让她骑，大家吃的粗茶淡饭，有时给她杀鸡杀鸭。她见新四军对她尊重、照顾，脸上有了笑容。学了几句中国话，有时用日语教唱女兵《摇篮曲》。她特别羡慕新四军女兵，腰插短枪，像男人一样行军打仗。看女兵唱《新四军里真快乐》就跟着唱：

“新四军里那真快乐，

吃穿平等津贴一样多，

不打也不骂呀，

同志！好话向你说，

生活真快乐……”

几天后，5师政治部敌工部派来了一个翻译，杨森堂他们一看，笑逐颜开，原来是他们以前在朱家棚抓获的日军，后参加了“反战同盟”。从这个翻译这里，杨森堂他们知道这个女人并不是古川的老婆，而是日军驻应城第三师团师团长北野的亲侄女，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应城的。

北野师团长信任古川，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中国通”，给新四军造成很大伤害。用“古川老婆”的名义，是出于安全考虑，却没有吓住人，反而害了他侄女。他命令古川一个月之内，把他侄女营救出来。

日军宪兵队

古川请求北野从各据点调兵，凑了一千多日军人，分成一二百人一股，采取梳篦式战术齐头并进，逐村逐户搜寻。这一带百姓，见日军这次扫荡不同寻常，很少打枪打炮，也不烧民房；只是窜来窜去，几天下来一无所获。杨森堂他们知道了哑然失笑。

古川同时派出特务四处打探，扮成乞丐、挑担小贩、游医、算命先生等。古川甚至亲自化装打探。杨森堂早预计到这点把北野侄女转移到应城与汉川搭界的湖区，隐蔽到木梓树、梅家港市一带的芦苇深处去了，古川几天下来，头绪全无。

杨森堂他们心里笃定，看古川瞎忙。有人说，借机干掉古川。

在一个叫毛家河的村子，一个“货郎”手里的好一点女人护肤品被买了大半。古川化装成乞丐，带几个人亲自过来窥探，被公安队围住，古川凭着狡猾，年轻力壮，翻墙跳沟，逃窜得快，经过一番“割须弃袍”，只身跑到附近日军据点里才捡了一条命，站定后，“哇、哇”吐了几口血。

古川第二天派兵来想杀人放火报复毛家河村子，百姓送上一封信，信里说要是伤害百姓，你们的“战地记者”就回不去了。你要“战地记者”，必须拿出诚意来。落款是“森堂部队”。

古川黄着脸，向北野报告营救情况，被北野打了两耳光。警告他：救不出人，军法从事。古川急了，要求北野批准他与新四军联系。北野考虑一下，同意了。

古川写了三封信辗转交给应城县委。第一封信里，古川说，武士就应该堂堂正正战场对搏，抓“旅华日侨”一个女人，是卑鄙的行为，要我方放人。否则，皇军要杀百人、千人报复。我方不予理睬。

第二封信里，古川说，“望贵县府予以查证帮办，诺释放我‘旅华日侨’将以重金酬谢。切盼回音！”我方依然不予理睬。

第三封信里，古川提出三个条件：一，赠送日本最新出品的精良手枪十打，日钞一箱；二，在应城县境内划分势力范围，互不侵犯；三，愿意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可开具名单。

应城县委对这封信进行了研究，并请示了鄂中地委。地委指示，尽可能使日军多释放我方被俘人员。应城县委指示杨森堂回信古川，杨森堂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古川，前后来往十多封信，古川回信都是称“森堂部队”指挥官杨森堂阁下，非常客气。

为了迷惑日军，杨森堂提出，除了关押在应城的被俘人员外，关押在天门、云梦的我方被俘人员也要一并释放。

古川只得请示北野。最后，北野无奈答应了。这样，赵西安全地回到了队伍。杨森堂派他的警卫员尹学才找上一顶小轿，把北野侄女送到应城城门口，交给了古川。北野侄女对尹学才含泪告别，要求古川对送她来的人以礼相待。

古川很不服气，写了一封信，要尹学才带给杨森堂，说：你告诉森堂部队，我们战场上见。

古川直到投降也没有奈何“森堂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