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丘明的《国语》中，提到商周交替时说“武王伐殷”与“武王伐纣”，这是“武王伐纣”最早的出处。

比《国语》更早的文献或考古资料显示，当时说的是“武王征商”或“武王克商”，而不是我们熟知的“武王伐纣”。比如，著名的《利簋》青铜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岁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

古人写书，惜字如金，每一个字都有深意。那么，为何周初金文中说“武王征商”，而不说“武王伐纣”或“武王伐商”？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与“伐”字被误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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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周人为何说“征商”或“克商”，背后有何政治意义？

所谓征字，本义是征讨，最早始见于甲骨文，因此“征商”是征讨殷商政权之意。

所谓克字（见下图），就是战胜，最早始于甲骨文，因此“克商”是战而胜之的意思。

也就是说，先有武王征商，后有武王克商。

根据相关史料（包括出土的）记载，周人出兵时打出的旗号是“武王征商”，但在战前宣誓动员时，周武王却将矛头对准了纣王，宣读了纣王四宗罪，牧野之战后，周人称之为“武王克商”。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周武王在出师名义上选择的是“征商”，但在战前宣誓上，却没有说商朝坏话，而针对的是纣王，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武王征纣”？

原因很简单，如果将周武王起兵旗号定位在“征纣”，那么击败纣王之后怎么办：让商朝继续存在，扶持一个商人继任王位？“征纣”的旗号，会留下很大的政治隐患。

从政治利益最大化上看，当时商朝摇摇欲坠，周人胜算极大，武王最有利的政治旗号，无疑是“征商”，直接推翻商朝统治，故而当时不说“征纣”。

至于名义上“征商”，宣言上却是“征纣”，背后逻辑是因为纣王有罪而征商。

其次，从伐字上看，周人当时不太可能直言“伐纣”。

问题在于，既然周武王目标是商人政权，那么为何不说“伐商”，而说“征商”？这与当时伐字本义密切相关。

所谓伐字，由人与戈组成，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大变化。单看构成的偏旁，大致可以理解为战士携带兵器戈出征。比如，许慎《说文解字》认为“伐”的构型像人执戈，然后去攻打敌人，即“从人持戈”。按照许慎的解读，“武王伐纣”的意思，就是周武王征讨纣王。

然而，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发现许慎严重误解了这个字，因为“伐”的本义是杀人，血淋淋得非常残酷。

甲骨文中的伐字（见下图），不是战士背着戈或执戈，而是戈刃部分与“人”的头部明显有穿插，即用戈割人的脖子。尤其是商代“伐鼎”中的伐字，字形表现得更为清楚。

从伐字演化上看，商代伐字“砍头”的意思尤为明显，西周春秋时已经有所减弱，战国之后变化更大，伐字中的“人与戈”分离，真正变成了“人执戈”的象形，字形上已经无法让人直观地看到血淋淋杀戮的一幕了。

因此，左丘明说“武王伐纣”，应该还是指武王杀纣王。之所以有此说法，大概与春秋时代氛围有关，当时诸侯争霸战争不断，渴望和平的文人非常讨厌残暴好战的君主，于是才有“武王伐纣”，换言之就是认可仁义的君主可以直接杀掉残暴的君主。

但在春秋之前，不管君主是不是昏庸残暴，弑君往往都是不允许的，或者说要受到社会普遍的谴责，当时还是“尊君”的时代。比如，赵氏赵盾弑君事件，其实是晋灵公先刺杀赵盾未果，然后赵盾逃亡国外途中，但还未离开国境时，族弟赵穿杀了晋灵公，之后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载“赵盾弑其君”，认为赵盾策划了弑君事件，史称“董狐直笔”。因此，当时弑君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子上的。

再向前看，商周之交时，周武王会不会直接杀了商纣王，纣王投降或被俘的话，周武王会不会直接杀了他？以周代的政治习惯来说，直接杀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就更不太可能赤裸裸地打着“伐纣”的旗号了。

综上可见，西周金文中不说“武王伐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周武王要取商朝而代之，针对的不只是纣王，而是整个商人政权，因此金文中说“征商”；一方面伐字过于血腥，不适宜用于政治旗号，因此金文中不说“伐商”。

不过，由于伐字字形的变化，于是后世理解的“武王伐纣”，变成了周武王率兵征讨纣王，意思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到，想要读懂先秦文献的难度不小，首先一个难关在于某些文字的古今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