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广西上林县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简称《大宅颂》）与《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简称《智城碑》），分别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和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距今有1300多年，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两块唐碑。由于《大宅颂》《智城碑》均为山峦岩壁间的摩崖石刻，而且地处偏隅深邃、交通不畅之地，故两块碑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藏存深山、少为人知。最早记载《智城碑》的典籍为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智城洞，去县四十里，盖韦厥所隐之洞也。碑乃廖州刺史韦敬辨所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在《舆地纪胜》地理书中讲到智城洞、智城碑，这个地点一直以来，在大众印象中不太清楚，所以到明清时期好多搞古代碑刻的人来寻找，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有的以为在象州，有的甚至以为在龙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 蒋廷瑜）

(资料图片)

由宋至清，金石类书籍中有提及《智城碑》，多为辗转抄录，著书者并未见过该唐碑实物或拓片。直到清道光年间，思恩府知府李彦章深入上林，将《智城碑》拓下，填补了“《智城碑》向无拓本”的历史空白，也让《智城碑》声闻天下。

受其影响，晚清至民国时期，金石家争相前来捶拓原碑。《大宅颂》与《智城碑》相距不过10里，也因此在世间留下拓本。其后因国内战乱频发，《大宅颂》与《智城碑》又沉寂在深山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广西考古界派出考古专家寻访两块唐碑，最终在上林的澄泰乡和白圩镇一带找到了它们的位置。1963年，《大宅颂》与《智城碑》被公布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舆地纪胜》中所提到的智城洞，即产生《智城碑》的母体——智城，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在广西考古学界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上林县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智城碑》附近发现了多处古城墙遗址和文化遗存，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介绍，这个城址与碑像描述的是一致的，周围都是石山，只是从东南部有个入口。且在里面发掘有水井，有石碾、有石磨等，判断是一个聚落就是人口比较多的聚落遗址。另外考古发掘也发现了很多属于唐代的文物，所以年代就确定下来了。然后发掘结果就证实这个城址，就是智城。

智城，位于上林县清水河北岸1.5公里外的一个山间谷地，建造者巧妙利用陡峭的山体作“城墙”，仅在谷地的唯一出口、东南端的两山之间构筑城墙，使不规则的狭长谷地构成了一座封闭、坚固的城池；又在山谷向北转折的狭口处夯筑城墙，使城区分为内城和外城。总体形状呈弯月形，内城面积1.15公顷，外城面积5.04公顷。

《智城碑》位于智城外城入口处25米的东面山脚的崖壁上，为澄州无虞县令韦敬一所制，全文1108字，碑文盛赞了智城及其一带风光形胜；而《大宅颂》位于距离智城4.5公里的圣书大庙的崖洞内，全文381字，是澄州大首领韦敬办所制，碑文赞美了澄州无虞县一处大宅所处地理位置的险要和坚固。那么，这两块唐碑中所描述的“六合坚固大宅”与“智城”有什么关系呢？智城在唐朝时是什么城址处所呢？

广西上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罗又肄介绍，“六合坚固大宅”，即现在的智城遗址第一道城墙里面的范围。韦敬辨承袭澄州刺史这个职位之后，他也承担他兄弟韦敬办所修的六合坚固大宅，而且把智城的范围往外面扩展。澄州在唐代是一个羁縻州，它的州治基本上就是在智城，管理的范围包括现在的上林、都安、大化、武鸣、宾阳、忻城的一部分。

（广西上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罗又肄）

羁縻制，是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辖所采取的一种“因俗而治”“以蛮制蛮”的特殊政策。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靖率军征战岭南。之后朝廷开始在岭南划州县，广泛推行羁縻政策。其后，在广西的桂西、桂西南、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了50个羁縻州、51个羁縻县。上林所处的澄州便是其中之一，下辖上林、无虞、止戈、贺水四县，而上林就是澄州的州治。

从《大宅颂》、《智城碑》和智城遗址落成的年代来看，它们出现于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国力逐步兴盛。根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上林，自古就是壮族聚居地，受到唐太宗“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最终在《大宅颂》碑文中留下了印记。

壮人通过仿照汉字结构来创造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来表达壮语，这些都在《大宅颂》的碑文中有所体现。可见，壮族民间接受汉文字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根据史料记载，初唐时期，中央朝廷就开始在广西不少州县兴办学校。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在岑溪县治东建置学府；贞观元年（627年）建容州府学、博白县学，贞观三年（629年）建北流县学，直接在广西培养人才。

广西师范大学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道才介绍，这块碑最惊奇的发现它是用骈文写的。骈文往往是用在朝廷的文书，比如说诏令、下行文。智城碑可以说是一篇把它放在中原跟其他那些作者放一起的时候，毫不逊色的一篇骈文。它是代表了当时的文化的一种先进性，就说它的文风跟中原是并行的；这个作者一定是读过《文选》的。《文选》就是在这之前，是中原文士他们要考科举必须要读的。说明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接受了汉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道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城碑》中，还出现了武则天时期颁行的六个新造字：日、月、星、天、地、年。《资治通鉴·卷204》有载，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敕令颁布了十二个新字，史称武周改字。时隔八年后，在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刻落的《智城碑》碑文中，就出现了六个新造字，比同样出现武则天新造字的广东省罗定市的《龙龛道场铭》石刻（699年)还早了2年。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中原文化向岭南地区的迅速传播呢？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相思埭，长寿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由此可见，在“武周改字”（689年）与《智城碑》（697年）出现的时间轴之间，武则天在长寿元年（692年)的时候，曾修筑了一条相思埭运河。

交通的便利、文人的往来，对传递中央政令和信息的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岭南文风与中原文风保持同步，中原文化在远离京城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交融，不断地融合的，在唐碑里面也得到了印证。要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才有国家的认同。

当岁月长河，从千年以前的盛唐，蜿蜒流转到今天的盛世，沧海桑田间从未改变的是，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相容，根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