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两汉之际的更始帝刘玄、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赤眉军、黄巢、李自成等十几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所说的“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那么，古人为什么都要选择在这里来建都呢?

军事优势

【资料图】

这自然是与西安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关。影响都城选址的地理条件有许多，往往因时而异。但有利的军事地势和优越的经济依托，却是每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稍为疏忽的。

西汉初年，正当汉高祖刘邦为选择建都地点而举棋不定的时候，张良就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向刘邦陈述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优越地位，促使刘邦最终做出了立国于关中的决策。

关中的军事和经济地理特点，用张良的话来概括说，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事实上，张良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历代政权统治者在关中建都的基本决策指导思想。

1、金城千里

“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的名称为人们所称道，大概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的，它的得名和函谷关有关。函谷关最初设在现在的河南灵宝县境，汉武帝时关址向东迁徙，改置在现在的河南新安县境。大致到了东汉末年，设关的地方又移到了现在的陕西潼关县，同时关名也改成了潼关。

函谷关

函谷关的名称和位置虽然前后有所更徙，但其所起的作用却还是相当的，设关的主旨都是屏蔽关西，制御关东。关中的名称本来只是表示函谷关以内（即关西）的地方，后来演变为专指渭河谷地上的关中平原。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可为屏蔽，东面也有黄河为阻，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所以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这和张良所说的“金城千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2、高屋建瓴

但是，仅仅有“四塞之国”，并不能满足建立国都的军事地理要求。对于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君，国都的所在还要便于控御天下。古人云“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就是指国都要能够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唐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都城时在军事上还必须要考虑怎样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地区。在这一方面，关中恰恰是最为理想的地方。

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这里所说的“阻三面而守”，是指关中南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崇原可以赖之阻遇称兵侵犯的武力；“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指关中的东面经过崤函山地，形成了一条东西孔道，把关中和中原以及江南肩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足以控制天下，退则可以据关防守，确保都城安全。

娄敬

西汉初，另一位力主定都关中的谋臣娄敬曾形象地分析这种形势说，就像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搏斗，假如不扼住对方的颈项并打击他的后背，就不能把对手完全制服；如果在关中建都那也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脊背，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足以据守关中秦国故地。

经济优势

1、天府之国

人们现在都熟知四川盆地习称“天府之国”，也就是说这里物产丰饶，有如天之库府。其实最早称为“天府”的，却是始于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且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张良所说的“天府之国”实际上也就是在重申苏秦说过的这句话。

这绝不是苏秦时随口而出的游谈之词，而是当时普遍和一贯的看法。富饶的关中经济，是历届政权在这里立都的重要基础。

按照苏秦的说法，关中经济富饶的首要表现是“田肥美”、“沃野千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粮食的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而关中的千里沃野则是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优越的先决条件。虽然苏秦称颂关中农田肥美，但还未能说明它的肥美程度，战国年间成书的《尚书·禹贡》篇，在综合评价全国各大区域的农田状况时，对关中的农田曾做出过具体的评价。

《禹贡》是把全国各地的农田分为九等，通过比较来说明其间的差异，关中所在的雍州被鉴定为“上上”，荣居全国之冠。东汉时写成的《汉书·地理志》仍然称道关中农田为“九州膏腴”，这还是以之列为国中上品。

2、物产丰富

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水利灌溉事业。关中地势平坦，渭、泾洛、灞、浐、沣等河流贯其间，为发展农田水利的良好基础。战国时期就开凿了引泾注洛长达300余里的郑国渠，灌溉农田4万余亩（秦制），亩产高达一钟，秦国赖以富强，最终兼并诸侯，一统天下。

此后还陆续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升原渠等渠道，加上一些河流沿岸直接引水灌溉，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关中由于土壤肥沃,水利发达，所以不仅黍稷粟麦等旱作粮食早有种植，而且《诗经》中也已提到，在今西安附近和泾水下游种有稻田。汉武帝时人们更特为称道关中饶有粳稻。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关中就已经较多地栽培水稻了。除粮食作物外，关中还富产其他许多物品。主要经济作物有梨、栗、桑、麻、卮、姜、芋等；林木有竹、檀、柘，豫章等，矿产有玉石、金、银、铜、铁、丹砂等。这些都是关中在全国占有相当地位的物产。

司马迁

古人以“陆海”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其中栗和竹两项，尤见特色。司马迁就曾称道说，一个人在这里如果能有千棵栗树或千亩竹田，他的经济地位就会与千户侯相侔。“陆海”物产的浩繁，可以满足国都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需求。苏秦说关中“民殷富”、“蕃积多饶”，主要指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

人口优势

关中建都的另一个重要有利条件是人口较为稠密。苏秦所说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就是指关中人口众多，平日可以荷耜为农，战时可以执戈为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汉时关中人口占全国十分之八。

这样的说法，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足以说明关中人口在全国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帝王又大多实行所谓“强干弱枝”政策，把外地居民大批迁入京城周围，也就使关中的人口愈为繁多起来。

前面已经提到，娄敬曾对刘邦说过建都关中以后，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退保关中。这虽然是一种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上面所讲的关中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有相当基础，却正是娄敬讲这句话的依据。

关中是足以拥地自守的，但对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是企图兼并天下的政权来说仅仅这些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国都和其他重要经济区联系起来。

交通优势

对此，张良分析说，如果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动乱，可以从关中沿着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输粮食物资，保证征讨作战供应；天下安定时，则可以反过来通过黄河和渭河，把关东广大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京师，以维持都城的繁荣和保持强盛的国力。

漕运关东地区的粮食，对于汉唐都城长安曾起过巨大作用。在一般年份，每年西运入关的粮食往往都要在百万石上下。由于渭河水浅沙深，河道迂曲，汉、隋、唐几代曾多次在长安至黄河间并渭水开凿漕渠，专门运输粮食。除此之外，关中的南面和北面也都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

张良

关于这一点，张良也对刘邦有所论述。他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巴蜀是指今四川盆地，自古也以经济发达见称于世。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虽有秦岭阻隔，但也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等山间谷道可以穿山越岭，相互往来。

尽管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关中的京城并不过多依赖四川盆地的供应，但一旦关东有乱特别是战乱深及关中时，四川盆地的供给却往往变得十分重要。譬如汉初刘邦由汉中初入关中时，就是依赖萧何从汉中转运军粮才得以在关中立足；唐代关东几次战乱阻塞漕路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四川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巴蜀之地是关中的一个可靠后院。

所谓“胡苑之利”是指关中北部与匈奴等游牧部族相近，一来便于直接从他们手中获得马匹，二来可以在草原地区畜养马匹。在古代，马是军队最重要的装备，马匹的多寡和肥瘠往往决定作战能力的强弱，所以关中北近胡苑，有利于在国都周围保持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以拱卫京师不受侵犯。

就是由于关中自身和在全国所具有的这种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它才受到许多统治者的青睐，连绵不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