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后，曹操挥师关中，在南线战场所给予孙刘联盟的压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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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缓了一口气之后，孙刘联盟的内部矛盾却又逐渐浮出水面，刘备用长沙、桂阳换取南郡，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分割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一方面是关羽北伐势如破竹，而孙权受挫合肥，另一方面则是极力倡导孙刘联盟的鲁肃已经去世，因而接任的吕蒙选择了背刺盟友，孙刘联盟破裂。

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之后，便准备倾尽全力讨伐孙权，既是复仇，也为重夺荆州。

夷陵之战，刘备梭哈了一把，输了个精光。

事实上，刘备输得并不冤，因为他不仅犯了三个致命错误，还遇上了一个能将两栖登陆作战玩得飞起的陆逊，最终只能靠着诸葛亮骂骂咧咧地收拾残局。

刘备的第一个错误，是时机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时机，并非是一个正确选择。

刘备在四月称帝，五月就想伐吴雪恨，这样的时间节点实在是过于紧迫。

从实际情况出发，摆在刘备面前的首要问题，应该是国之内政，以稳定民心、发展经济为主，故而包括诸葛亮、赵云在内的一众朝臣，都极力劝阻他不可东征。

孰料，刘备不仅不听群臣忠谏，甚至还囚禁了秦宓等部分反对东征的官员。

刘备一意孤行，令张飞率军自阆中出而相会于江州，可张飞又于出征前夕遇害。

如此变故对于刚刚建立的蜀汉政权来说，无疑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荆州刚折了军方头号人物，又损失了实际上的军方二号人物，将士的士气遭到沉重打击，这仗还能打么？

然而，此时的刘备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倒是不顾一切，仍坚持于七月御驾东征。

《孙子兵法》有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这句话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不管是君主还是将帅，都不应该意气用事，不应该在气头上盲目发动战争。

秦宓反对伐吴，刘备就将他丢进大牢。

赵云反对伐吴，刘备就不让他随征。

由此可见，此时的刘备已经完全被东征的事情冲昏了头脑，丧失了理智。

事实上，就连曹魏的许多文臣武将，也都不敢相信刘备会真的伐吴。

得知刘备即将东征，曹丕还曾召集群臣讨论。

曹魏的群臣们都说：“蜀小国耳，名将唯（关）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

他们也都觉得，刘备声称伐吴，兴许只是放了个巨型烟雾弹罢了。

相信刘备真敢这么干的，就只有侍中刘晔，他如此说道：“蜀虽狭弱，而刘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始终之分不足。”

刘晔的这一番分析，或许也是真正地猜透了刘备的心理：一方面是“欲以威武自强”，想要通过一场伐吴战争来表明自己够牛，借之以立威；一方面是给关羽报仇，以成全二人之间的义气。

诸葛亮不敢强力谏阻，原因或许也在于此，非要拦着他不让东征，那就是不让他立威，不让他成全义气。

这样的责任，诸葛亮担当得起么？看到秦宓的下场了么？那就干脆不作过多的明确表态了。

但不管怎么说，刘备在这样的时间点伐吴，的确不是正确选择。

从天下大势来看，孙、刘两家只有联合起来，才会拥有与曹魏抗衡的可能，如果是两家互殴，那无异于是方便曹魏摘桃。

从蜀汉政权来看，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就大兴兵戈，这将会很大程度动摇到军心民心，甚至是动摇到国本根基。

冷静了再想，想好了再做决定，比什么都重要。

刘备的第二个错误，是决策

从地理来说，成都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多是崇山峻岭，极不利于行军。

虽是有着长江顺流而下的便利，但在奔腾的江面上，又是易进难退。

刘备亲率4万大军东征时，先遣吴班、冯习等将攻破吴军巫县（今重庆巫山），继而占领秭归（今属湖北），取得了开门红。

一路之上，刘备得到五溪蛮夷首领沙摩柯的助战，兵力增至5万余人，并迅速进兵至夷陵西界，与率兵到此的陆逊对峙。

此时，黄权甘做前锋先行试探吴军斤两，他向刘备建议道：“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

事实上，黄权的这个建议极为稳健。

一是因为蜀军顺流，不好控制，未明敌情之前不可冒进。

二是因为皇帝太过靠前风险极大，到后方呆着要安全些。

刘备不仅不听，反而大发雷霆，他认为黄权这是在干涉他的指挥方略，故而将黄权从前军调离，改任镇北将军，驻守当阳都督江北诸军。

黄权走后，刘备“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驻扎于夷陵猇亭一带。

之后便是长达半年的相持，刘备决意速战，陆逊坚守不出，故而蜀军士气开始逐渐下降。

到了酷暑时分，刘备将水军也移到陆地之上，在深山中安营扎寨，打算等到秋后天气凉爽了再发起进攻。

而这，就给陆逊提供了绝佳的反击机会。

事实上，当得知刘备以树栅连营700余里的时候，远在洛阳的曹丕就跟满朝文武说道：“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乎！”

蜀军远离后方，屯兵于吴国境内的山道上，后勤无法保障，加之百里连营分散了兵力，这本就是兵家大忌。

刘备如此决策，终于被陆逊搞了个“火烧连营七百里”，损兵上万人，冯习、张南、沙摩柯、傅肜、程畿等将领战死于阵，杜路、刘宁等将领投降东吴，黄权被迫投魏。

兵败如山倒，刘备虽是及时集结了中军与部分前军，在涿乡（今湖北宜昌西）与陆逊主力展开决战，却始终没能扭转形势，只能一路西撤，退至夷陵西北的马鞍山一带。

陆逊穷追不舍，命人四面围山猛攻不止，幸亏此时跟在刘备身边的都是中军精锐，以战死上万人的代价，终于为刘备赢得了突围时机。

刘备连夜跑路，又烧毁了大量铠甲，弃于当道抵挡追兵，这才堪堪逃回秭归，再舍弃了所有船只，通过陆路退往白帝城。

此一役，蜀军几乎全军覆没，幸得赵云及时率兵来援，使得陆逊丧失了再攻白帝城的绝佳良机。

此后，刘备一病不起，于次年三月托孤诸葛亮，四月驾崩于白帝城。

决策上的错误，让刘备赔掉了蜀国之根基，全军精锐损失殆尽。

刘备戎马半生，以他的军事才能来说，实不该有这样的战场错误决策，或者也可以说，依旧是盲目伐吴的决定蒙蔽了他的双眼与心智，仍是那一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仇恨，让他丧失了理智思考的耐心。

刘备的第三个错误，是战术

当然，这与他的第二点错误也有重合之处，决策的失误亦属战术错误。

而刘备在战术上的最大错误，就是弃舟登陆。

虽是易进难退，但既已决定东征，就该利用身处上游的巨大优势，5万大军水陆并进、穷追猛打。

事实上，刘备的这一战术错误，在陆逊给孙权的上疏中也有体现。

陆逊向孙权道：“臣初嫌之水路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伏愿至尊（孙权）高枕不以为念也。”

对于倾巢而出的蜀军，陆逊说不忧心是假的，他最怕的就是刘备采取水陆并进的方式。

以上游攻打下游，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地形优势，如果刘备再能借助水势之力，就足以让陆逊吃不了兜着走。

后世的唐朝名将李靖，亦是在长江之中，亦是上游攻下游，短短时间之内，就将萧铣号称“四十万”的大军直接打趴。

刘备弃舟登陆，选择了与以逸待劳的陆逊长久对峙，这是夷陵之战的最大战术错误。

当然，这其中或许也有着客观原因，大概是因为蜀军缺乏水上作战的基础与经验。

在关羽没死之前，他手底是有荆州水军，也很具备水上作战能力，然而这批水军在吕蒙偷袭荆州的时候就已损失殆尽，而刘备所带出来的益州兵，想必是无法在水上占到东吴水军的便宜。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刘备这样的战术安排，也可算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然而，通过《黄权传》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一句话：“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

刘备的主攻方向，实际上是在江南，他的目的显然是要占领宜都、公安等据点，而后联同江北的黄权，共同夹击江陵。

而从刘备大军所驻扎的江南猇亭一带，至夷陵城约有百里之遥，弃舟登陆也就意味着，这一段遥远的沿江地带，蜀军阵地是没有水军进行侧翼保护的。

如此，刘备的江南驻军，就将面临着极大风险：陆逊以东吴的强大水军进行后排切入，将东吴陆军迅速地运抵刘备驻军后方，快速登陆作战，从而形成对蜀军的前后夹击。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陆逊在“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同时，秀出了一手两栖登陆作战。

陆逊两栖登陆，给予刘备致命一击

正史不同于演义，夷陵之战中的蜀军浩浩荡荡号称“七十万”，这是不存在的。

根据诸多史书记载与相互印证，刘备伐吴的部队加上沙摩柯等蛮夷首领的兵力，也就是5万余人，对阵陆逊手底的5万余人，而这其中并未算上东吴的后援兵力。

双方的兵力，事实上没有数量上的悬殊差距，其中的关键只是在于，刘备的兵力由于连营的缘故极为分散。

陆逊在进行大规模进攻之前，曾试探性地进攻了其中的一营蜀军，失利而归，然而陆逊却说道：“吾已晓破之之术。”

这一次佯攻，陆逊发现了蜀军营地是由木栅栏所围成的，便决定使用火攻，他令士兵带足茅草趁夜突袭，隔一营烧一营，使得火势迅速蔓延，蜀军因此阵脚大乱。

正如《黄权传》中所记载：“及吴将军陆逊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陆逊又令吴军自水路出击，迅速封锁江面并深入敌后，将夷陵道死死扼住，切断了蜀军退路，这更使得蜀军损失惨重、物资尽毁。

在《朱然传》中也有这么一则记载：“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

“乘流断围”，“断其后道”，陆逊一手漂亮的两栖登陆作战手法，已是跃然纸上。

事实上，在冷兵器时代，也只有断掉敌人退路，才有可能获取到击杀敌方诸多高级将领的大胜，而这也是陆逊给予刘备的最致命一击。

类似的战法，或许也可以用“仁川登陆”与之作为对比。

蜀国元气大伤，诸葛亮无奈收局

一场大战，一次豪赌，刘备的一手梭哈，输了个精光。

先有吕蒙背刺，后有夷陵之战，孙刘联盟已被破坏到无以复加，这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部署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打也打了，干也干了，是时候好好静下心来想想未来了。

毕竟，陆逊刚刚撵着刘备到了白帝城，魏国大军就已迫不及待南下，想捡点现成便宜了。

夷陵之战过后，孙权曾派使者前往白帝城，向刘备求和。

事已至此，刘备只能允和，因为想要再干人家一场，也已经干不动了。

但这一次的允和，也只是停战罢了，并没有回到“联盟”这样的高度，一是因为蜀伐吴，吴已对蜀失去信心，二是因为吴已向魏称臣，蜀亦不屑于再修盟约。

刘备驾崩之后，诸葛亮受遗诏辅政，全面掌管军国大事，他不得不重新思索着“联吴抗曹”的大政方略。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十月，在刘备驾崩半年之后，诸葛亮以邓芝为中郎将，派遣他入吴修好。

邓芝向孙权痛陈利害，终于使得孙权下定决心与曹魏断绝关系，从此专心一致地与蜀国联合，每有一国与魏征战，另一国必摇旗呐喊、呼应支援。

得益于此，蜀国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得以安心发展，继而南征、北伐，吴国也在开发江南、处理山越的问题上颇为获益。

而这一场名垂千古的夷陵之战，也成为刘备人生中的最后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