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中国、日本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发起改革。中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日本则是效仿西方国家，推出了“明治维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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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结束后，日本政府于1871年派出由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率领的观摩团，实地考察西方文化。

这50多名观摩团成员大多为日本政府实权人物，足以见得当时的日本非常推崇西方国家。 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却一反常态，频频爆出虐待西方国家战俘的丑闻。

既然日本人一向推崇西方文明，那为何却对这些国家的战俘痛下杀手呢？

1863年，一位名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组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864年，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努力下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在战争中，所有受伤或者被俘的士兵都应该被当作朋友对待。

1929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战俘待遇公约》。

该公约共有97条，里面详细规定了战争俘虏在任何时候必须受到人道对待，交战双方必须要保护各自战俘免受暴力行为、侮辱，公众好奇心的侵害。

公约得到47个国家政府的同意，日本代表也在这份公约上签字。

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虐待战俘的新闻却屡见不鲜。比如，侵华日军在东北地区秘密成立“731特殊部队”。这支特殊部队主要用中国与朝鲜战俘，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

二战中，日军不单单虐待中、朝等亚洲国家战俘，还对西方国家战俘施以酷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太平洋战争之初，盟军全面失守，日军先后攻占东南亚多个国家，俘虏数十万盟军战俘。其中还有多达76名准将以上军衔的盟军高级将领被日军俘获，这些盟军高官战俘从此沦为日本人手中的战争筹码。

1942年4月中旬，重创美军后，日军将战争重心转移至菲律宾，与美国和菲律宾组成的联军展开激烈战斗。

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联军首领麦克阿瑟下令彻底放弃马尼拉控制权，将战斗重心转移至巴丹半岛。

1942年5月6日，克雷基多岛被日军攻陷，温莱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最后一封电报，率领1.5万美菲联军投降。

据战后数据统计，此次被日军俘虏的美菲联军将近有8万余人。如何安置这么多战俘？成为日军高层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思来想去，日军高层粗暴地将这近8万名战俘从巴丹岛南端，一直驱赶至北部的奥唐奈战俘营。

这条路总长达到121.6公里，为了以最快速度将所有战俘驱赶出巴丹地区，腾出战场空间，日军采取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驱赶战俘快速行军。

一路上，联军战俘根本得不到任何物资补充，遭到日军刺死、枪杀、虐待，最后只剩下650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

通过美国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巴丹惨剧》，大家能明确得知，日军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优待这些盟军战俘。看守的日军甚至将这些盟军战俘当成“玩具”，随意辱骂、殴打、刺杀。

就如同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暴行一样，巴丹死亡行军成为美国战争史上一段难以抹去的残酷回忆。

二战中，日军虐待战俘的事件不止“731部队”、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

1945年1月，英国陆军第14师穿越缅甸边境向曼德勒方向推进。在一场大胜之后，他们发现了许多日军虐待战俘的证据：一些英军士兵被剥去靴子，用电线缠着倒挂在树上，酷殴致死。

这更加激发了英军对日本士兵的憎恨，而在英国国内，事实证明日军的虐囚暴行绝不仅限于战场上。那些侥幸逃脱魔掌的战俘，在后来讲述了更多日军惨无人道的极端虐囚故事。

比如每天必须要向每个日本兵鞠躬致敬，不管对方军衔多低，甚至不管他是谁，稍显不敬便会激怒对方，招来杀身之祸。

包括1945年5月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三个多月，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日本福冈附近被击落。

这架轰炸机是从关岛起飞，前来执行轰炸任务。机上共有11名美军，除三名成员当场牺牲，其余8名美军士兵被俘。

几天后，这几名美国战俘被转移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语言不通，这些战俘起初以为会在这里得到妥善安置。

但万万没想到，这些美国飞行员在未经麻醉的情况下，被日本医科院学生用作活体解剖，内脏器官等均被取出。

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在现场的大夫表示，“当时所有医生，没有一人对是否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术提出异议——这才是事情的古怪所在。”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京审判的数据显示，落入日军之手的西方国家战俘死亡率高达27.1%。也就是说，比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关押的西方国家战俘死亡率还要高出7倍。

1948年，日本横滨盟军战争罪法庭掌握了相关证据，逮捕了30名涉案人员。最终，23人被判有罪，14人被判处短期监禁，4人被判处终身监禁，5人被判处死刑。

截至1958年，除被判处死刑的5人之外，其余十几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无罪释放，大多数回到医学和科学岗位。

2015年4月，日本九州大学博物馆开放，其中有一个小空间，陈列了有关这次对美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部分器官。

以上种种就是日军虐待西方国家战俘的部分相关记录，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

日军之所以犯下这些不可饶恕的罪行，主要归咎于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思想。

二战时期，所有日本人都相信他们的使命是统治世界，自己的行为是神圣的，其他种族根本不属于人类，或者说要比日本人低一等。

比如一名日本战地记者曾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美军战俘：“一群来自傲慢民族、却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国军人蔑视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时，能感到他们只是一群混血杂种的后代，其尊严早已一无所有，而日本军人看起来英俊潇洒，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在这种情况下，心中潜在的暴戾被不断放大，加上战争时的国际环境更加混乱，日军开始欺辱那些手无寸铁的俘虏。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心底的“劣根性”。

北宋司马光留下这么一句话：“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这句话用来比喻日本人，再恰当不过了。

远的不说，近两年日本疯狂往大海倾倒核废水，不顾禁捕条例，大肆捕杀鲸鱼等其他珍贵海洋生物。

可是，在各种有关于日本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方面，我们总能看到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双方见面都会互相问好，还会来个90度弯腰鞠躬。

但是涉及到真正利益方面，日本人根本不管不顾，这就说明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说直白点就是“狼心狗肺”。

著名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一本书叫作《菊与刀》，这本书详细讲述了日本人内心的野蛮性。

正如书中所述，日本文化有许多相互矛盾地呈现，且根深蒂固，这是独属于日本的“耻感文化”。

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这让日军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蔑视。

因为日本士兵觉得美军应该像他们一样奋战到底，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士兵并不以被俘为耻，所以日本士兵就会更加疯狂地羞辱这些战俘。

战争后期，当局势呈一边倒的情况下，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有些日本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盟军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引导美军轰炸目标，态度呈现两极反转。

因此，日本人钦佩西方国家文明与他们虐待战俘根本是两码事。从心理上说，日本人钦佩强者，信奉拳头就是大的硬道理。

但另一方面，真正发动战争时，日本觉得自己国家能吞并全世界，同时高人一等，带有神圣的使命。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就退化成了未开化的“畜生”。人与畜生无法沟通，讲道理，这些畜生就会狗仗人势，疯狂欺辱那些已经被它打败的人。

战争结束，日本遭其他国家控制，它就会转向自己的新主子摇尾乞怜。这就是日军对待西方国家文明和战俘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所以说，日本人的骨子里有着非人性残暴的基因与畸形的文化传承，加上二战后日本右翼没有受到彻底清算，袒护日本的国家有着推卸不掉的责任。

我们要时刻提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抬头，一旦让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复生，或者在某方面呈现压倒性优势，那么全世界都将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