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历史上，由余是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早期秦人的头号对手是近邻西戎，而后来帮助秦人打败西戎的正是由余。史料记载，“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那么，秦穆公具体是如何得到由余的？有说法是，西戎大臣由余到访秦国，秦穆公与其一番交谈后，认为由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和大臣用计离间戎王与由余，最终把由余“引进”到了秦国。

在《史记》《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等古代典籍中，还有“由余对秦穆公问”的记载。那么，秦穆公和由余究竟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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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由余到访秦国，秦穆公热情接待，带他参观秦国宏伟的宫室、丰富的积聚。由余看了之后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这是批评秦穆公追求奢侈，劳民伤财。秦穆公听了“怪之”，即不明白由余为什么批评。

依照逻辑，接下来由余应该阐述奢侈对国家的危害、节俭对治国的重要。可《史记》没有这么写，而是又让秦穆公提了一个话题：中原各国用诗书礼乐法度治国，还会出现混乱；戎夷不用诗书礼乐法度，想把国家治理好是不是太难了？戛然中断尚未探讨清楚的问题，令人感到有点突兀。

在《韩非子》“由余对秦穆公问”中，穆公先问由余：我常常听人谈论治国之道，却从未见过好的治国之道是什么样。因此，我想听一听古代的明君因何得到国家，又因何失去国家？由余回答：他们凭节俭而得国，因奢侈而失国。

穆公再问：我虚心向你请教治国之道，你为什么说起了节俭和奢侈？这一问，相当于《史记》中的“穆公怪之”一句。于是，由余以尧舜禹为例进一步解释奢俭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主客之间的对话连贯、紧凑、顺畅，最后以由余成为秦穆公的臣子收尾。

应当看到，《韩非子》是先秦典籍；《史记》《韩诗外传》《说苑》都产生于汉代，而且均是在辑录、采用前代（主要是先秦）文献基础上生成的。

《史记》与《韩非子》所记显著不同，且存在明显逻辑问题，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司马迁对《韩非子》“由余对秦穆公问”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删去原本的奢俭之论，转而以“诗书礼乐法度之治”与“一身之治”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讨论补之。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借此谈论汉王朝选择立国制度这一重大问题。

汉朝初期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之治，“填以无为，从民之欲，刑罚用稀”。至文帝朝，贾谊看到因为“制度疏阔”造成“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便提出儒法结合的“一身之治”：君遵从礼制，待臣以仁；臣严格守法，侍君以忠，“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其后，中央集权逐渐加强。至武帝朝，儒法结合俨然具化为外儒内法。

在《史记》中，由余对“诗书礼乐法度之治”的批判，实际上可视为司马迁对武帝实施外儒内法的评价。司马迁看到以道法、儒法立国的不足，便借由余之口提出儒道结合的“一身之治”，即“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以期达到君仁臣忠、一体同心、国家大治的效果。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