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因为唐朝正处在一个社会变迁与转折的关键时期，豪强士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也为各个阶层人民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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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

黄粱梦的故事中，卢生在小店里向一位道士发牢骚，说自己尽管念了很多书，但却不得发达。道士就给了他一个枕头让他睡觉，他梦见自己科举及第，一步一步做到高官，最后封燕国公。卢生梦醒时，发现店主的一锅黄米饭还未煮熟。

卢生的经历不是杜撰，而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开元时期著名的宰相、文学家张说。张说，祖籍北京，后迁居山西，最后到洛阳，虽不是农民出身，却家境贫寒。后来通过制举及第，一步一步做到了宰相，最后封燕国公。黄粱梦故事中卢生的经历，基本上是按照张说封爵的经历来写的。张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之所以能够官至宰相，封燕国公，一方面在于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在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唐朝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即“常贡之科”，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 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六科。唐朝通过常举来选拔具有较高才能的人担任一般官 吏，这些官吏只能根据四年一次的考课成绩，逐级升迁。对于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往往通过制举来选拔。制举由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考题一般都是当下一些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通过考试来考察参试者的政治见识、政治见解。通过制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担任秘书郎、监察御史等官职。这些官职不受考课的制约，可以越级升迁。

沈既济写《枕中记》是在唐德宗时期，即公元8世纪末。《枕中记》 以开元七年作为开头，以梦醒作为结尾，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说明开元时期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到公元8世纪末，对于意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来说，终究是黄粱一梦。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唐朝思想比较开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唐朝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把传统文化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集四部在以前也有人提出来，但是真正地作为一种图书分类，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分类还是从唐朝开始。

唐朝对一般人的素质要求就是“博通经史，善说文”。唐朝非常重视经史知识，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库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深厚的经史知识。“善说文”，就是能不能写文章。所以写诗成为当时人们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对于各种文化，包括外来文化、宗教文化，都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点，都应该很好地吸收。唐朝社会生活也比较开放，这从当时妇女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妇女的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寡妇可以再嫁。

唐朝的开元天宝时期是黄金盛世

中国古代向来把”大同“思想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 中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样一个“大同”境界，在唐朝以前都认为是一种理想的世界。到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尽管此时经济尚不发达，但是政治亲民，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被野，民风纯朴，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和“大同”境界有几分相似。唐朝不仅出现了贞观之治，还出现了开元之治。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安定，民风纯朴，虽然不及贞观年间，但是它有着空前繁荣的经济，绚丽多彩的文化，国势极为昌盛。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有人说唐朝从此中衰，其实并不符实。安史之乱后，唐朝一度陷入混乱，经济受到破坏，地方藩镇割据，但是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了。唐朝真正出现衰象是在9世纪中期，但不论是唐朝初年贞观时期，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后期，和开元天宝时期相比都缺了一点东西。唐朝初年可以称得上是昌盛，但是经济并不繁荣；唐朝后期，经济的繁荣大大超越了开元天宝时期，但又谈不上昌盛。而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开放，国势昌盛，是真正的黄金盛世。

唐朝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实现统一是每一个帝王的最高理想之以，唐高宗时期把中国的疆域扩展到了巴尔喀什湖流域，使唐代疆域达到了最大。唐朝一些民族结束了长期停滞的原始阶段，打破了孤立发展的状态，建立了政权，扩大了交流空间，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开始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