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画像

(资料图片)

孙嘉淦，是清代兴县城关人，30岁时考取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尹、河东盐政、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在其4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以突出政绩和敢于犯颜直谏而蜚声朝野。在他70岁大寿时，乾隆皇帝御书“清班耆硕”匾赐予他。乾隆十八年（1753年），孙嘉淦薨于吏部尚书任上，终年71岁。皇上听说后，对大臣说：“朝中少一正人矣！”其子孙孝愉扶柩归里时，“铭旌归送者缟素如云，朝为之空，彰益门内外，车马填塞数十里，皆举音以过丧”。现代史学家郭象升评说孙嘉淦是山西清代名臣第一人。

孙家遗冢已不在，几处新坟替旧坟

据有关史料记载，孙嘉淦逝后，葬于兴县城东四公里处的乔家沟村西南缓坡上，占地三十亩，墓地设置周全，规模较大。我们准备去乔家沟看看孙嘉淦墓的遗存。

从县城往东走数公里，就能看见路北侧乔家沟的大牌楼。村里的十字路口，围坐着不少老年人。见有生人，纷纷上前询问。得知记者是想找孙嘉淦的陵墓，一位老者上前，表示可以带我们去。攀谈间，原来这位老人正是孙家后人，名为孙苍栋，今年67岁了。村里有来考察孙嘉淦墓地的人，都是他带领去的。

在村里的巷道里三转两转，爬上了一处高地，孙苍栋老人说，到地方了，这里就是孙嘉淦的墓地。“啊？！”大家特别意外，这不就是一片玉米地吗？这块地往上是一座小学，往南则是零星的几座房屋，西边有几座新坟。孙苍栋说，这里是风水宝地，近些年，村里有老人离世都选择这里做墓地。除此便没有别的了，看不到任何当年孙嘉淦陵墓的遗迹，连一块碑石也没有。孙苍栋老人用方言讲述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孙嘉淦墓的损毁严重，把孙家的家谱都烧光了。后来，赶上农业学大寨，治沟平地、整修梯田，原来的墓园就成了村民的耕地，直到现在的模样。

在乔家沟的收获甚微，众人怅然离去。好在又找到一位专门研究孙嘉淦的专家，他叫牛寨中。牛寨中退休前在兴县县委新闻部门工作，当过档案史志馆馆长。接触的史料多了，他也对当地历史人物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入研究，共发表文章、著作800余万字。对于孙嘉淦，从著作到奏折、从祭文到碑石，没有人比他了解的更多了。他曾无数次考察过孙嘉淦隐居的石猴山商雨沟，以及乔家沟的孙嘉淦墓地。怀着对这位大人物的崇敬之情，他写下了专著《山西清代第一名臣——孙嘉淦》。见到牛寨中时，二话不说，他就滔滔不绝地给大伙讲起了孙嘉淦的故事。

█ 孙嘉淦研究专家牛寨中讲述孙嘉淦的故事

为治官员吃空饷，主动削减养廉银

孙嘉淦的老家山西，有一个河东盐池，位于运城市南中条山下，是中国著名的内陆盐湖。古代中国，盐铁官营，管理河东盐池的官叫河东盐政。这是一个肥缺，大都由封疆大吏兼任。雍正称帝后，河东盐政由陕甘总督年羹尧兼任，但由于其忙于西陲军务，无暇顾及盐池，以致积弊丛生，亟待整肃。

朝廷因孙嘉淦为人正派、为官清廉，便委他以河东盐政。到任后，孙嘉淦发现在盐政的大小吏胥中，连最低位的官都要藏货纳脏，克扣盐丁。有的军政要员，在别处居官，却在此处领取养廉银，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多。孙嘉淦亲临基层考察，踏实干练地解决盐池内部管理混乱的痼疾。

他查明河东盐池征收的公务管钱等银两，共十万四千两。年羹尧将其中五万两上缴国库充饷，再留五万四千两为养廉公费之用。孙嘉淦将公务款登记册的案底找来，核算一年中的公务用款所需，结果认为“养廉银实在是太多了”。虽说河东盐池是一个工资待遇很不错的地方，但却高得出奇了。比如，一个盐政的工资，就要比朝中的三品大员的年薪多出三四倍。于是，孙嘉淦削减盐政的年薪，首先从自己开刀，将一年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减去五千两，说是“留八千两尽可足用”，运司（盐运使）养廉银一万两，“亦实属浮多”，也减去四千两；运同（盐官）养廉银三千两适中，则不需要削减。

新编历史晋剧《孙嘉淦》

孙嘉淦在查阅账册时还发现，西安将军、宁夏将军、四川副都统等很多官员与盐池并无关系，但也要领取养廉银，实属违制。同样对此项养廉费用进行削减。省出来的钱，加上岁银五千两，一共可充公两万两。为防止“挪移侵蚀之弊”，孙嘉淦整顿盐池财务，建章立制，取消了私设多年的“小金库”。牛寨中说，孙嘉淦在署理河东盐池，不拘泥，不固守，所出政令符合实情，顺乎民意，保障民生、促进盐业的发展。同时，他廉洁不爱钱，名副其实，盐官们人人敬之，河东民众人人称颂。

执法如山断冤狱，难定悬案终释决

孙嘉淦做刑部侍郎、刑部尚书，坚持执法如山，以宽纠猛。

有一次，河南郑州发生一宗奸盗命案，郭家庄郭元曽之妻常氏，被人入室轮奸。事发后，经县、州、府，审确定案，八名人犯判了死罪，但家人不服，上诉刑部。朝廷派钦差再审后，认为在押人等应无罪释放。此案一时难以定案，皇上欲再派钦差断理。许多王公大臣知道此案棘手，都怕这倒霉的差事落到自己头上，低头斜目，不敢出声。这时，孙嘉淦出班请奏，表示愿担此任。于是，皇上便命孙嘉淦出任钦差，赴河南断案。

受命前往河南断案，孙嘉淦并没带众多府役同行，只带了两名听差，扮作商人。到了河南境内，他不直抵府州衙门，而是四处察访，了解案情底细。经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基本掌握了案情的来龙去脉，他才进了府衙，即命郑州知州陈廷谟把所有涉案人犯带上堂来候审。

人犯一一禀明原委，孙嘉淦按供考究，察言观色，并施巧计，断定常氏指认凶手一事存在疑点。再经过多番阅卷，审案，他认为此案盗无获赃，奸无凭据，仅以口供，不能认定，最终确认所有在押犯皆非真凶。“此案真凶尚须另行缉拿，不可使无故之人李代桃僵。”于是，一声令下，尽皆释放。绝望无辜的死囚，见孙嘉淦突然将他们释放，禁不住欣喜若狂，在堂前磕头谢恩，有的人甚至将头都磕破了。

对于案中涉嫌渎职的官员陈廷谟等，孙嘉淦也一一奏请皇上予以惩处。历时20日，终使议案审确，便回京缴旨。孙嘉淦明断疑案，不仅河南民间颂扬，就连许多朝臣元老也不得不佩服。

车载砖头回乡里，一块砖头一两银

牛寨中继续说道，晚年的孙嘉淦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再三乞求退休。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上准许年已65岁的孙嘉淦告老还乡。

离京时，孙嘉淦让家人将家里的杂物收拾打包，又叫人上街雇了十辆马车，把堆置的砖头全部装入箱内，浩浩荡荡地走出府第，上路返乡。

一路上，人们争相观看，都咂舌道：“到底是朝廷重臣，看这声势有多威风啊！”随即，就有奸佞之人禀报乾隆，说孙嘉淦贪赃，私蓄了几十箱金银财宝。乾隆一听便信以为真，十分生气，当即命人截堵孙嘉淦和他的马车队。孙嘉淦走上金殿，皇帝问：“孙嘉淦，你一贯为官清廉，何以攒了几十箱金银财宝？”孙嘉淦奏道：“臣为官三十余年，朝廷的俸禄用于日常开销，所剩无几。箱子里除了皇上的一千两赏银，都是些破砖烂瓦，并无多少金银。皇上若不信，请亲自验看。”乾隆命人将箱子抬来，当场查验，里面装的竟真的全是砖头。

众人都傻了眼，连乾隆也发呆了，说：“孙爱卿，你告老还乡，驮这些废砖头何用？”

孙嘉淦回答道：“臣做官多年，并未攒多少家私。如今两手空空返乡，百姓以为朝廷不体恤臣下，嘲笑臣为官窝囊。臣这样做，一者为给皇上争点光彩，二者可将砖运回老家，给土窑洞挂个砖面，臣住进去安度晚年。而这些来自皇城的砖，也可留个念想。”

乾隆听后深为感动，便立刻降旨：见一驮砖头，给一驮银子，卸下砖头，装上银子。若这样算，孙嘉淦的箱子里的砖头能换十几万两银子。

孙嘉淦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朝廷一草一木，均属国家，不能随意花费。臣用不了那十几万两银子，臣以为有一块砖头，给一两银子便足够了。”最终，孙嘉淦马车上共清点出五千块砖头，朝廷便赏给他五千两银子。孙嘉淦“砖头换银子”，因祸得福，这个故事在京城传为佳话。

苏鑫波/文 刘众民/图

探访孙嘉淦的家乡——兴县

乔家沟村

孙苍栋给我们讲述孙嘉淦的故事。

孙家后人孙三儿。

孙嘉淦母亲陵墓的残碑。

乔家沟村的民居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号懿斋，别号静轩，是清代兴县城关人。少时家贫，且樵且读，30岁时考取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尹、河东盐政、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经历康雍乾三朝。在其4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以突出政绩和敢于犯颜直谏而蜚声朝野。乾隆十八年（1753年），孙嘉淦薨于吏部尚书任上，终年71岁。皇上听说后，对大臣说：“朝中少一正人矣！”现代史学家郭象升评说孙嘉淦是山西清代名臣第一人。

孙嘉淦之兄孙鸿淦、弟孙扬淦均为进士，被誉为“一门三进士”。其子孙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孙家家族庞大，在老家兴县县城的府第众多，不过如今其宅第基本不复存在。早些年在修建晋绥烈士陵园时发现了孙嘉淦母亲陵墓的残碑，上面字迹模糊，满目沧桑。县城有一处旧四合院，四面都是窑洞，有人说这是孙嘉淦旁系亲戚家的宅院。孙嘉淦兄弟真正的宅院已经没有了。孙嘉淦的陵寝原在县城东的乔家沟村，现已成为一片耕地。乔家沟村里有一大半人姓孙，上至黄发老者，下至垂髫小儿，都知道村里过去有个名人。但对于孙嘉淦，只有老人们脑海里模糊不清的，从更老的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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