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武昌起义，第二枪是什么，没有公论也很少有人在乎。

正如珠穆朗玛峰是第一峰，无人在乎乔戈里峰是第二峰一样。

武昌起义能够成功是偶然的，却不是必然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必然的是清政府早晚要被推翻，至于是在武昌，还是在南昌，或者是西昌，就不一定了。

如果说是武昌的特殊位置——清朝的腹心位置决定了辛亥革命一定要从武昌起义开始，也有一定道理。

湖广总督张之洞，苦心经营武汉数十年。造就了武汉在当时的全国，是前五的城市。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武汉。

没看错，当时的天津比北京更繁华、更重要。

北京当时是政治中心，天津则是各国列强、富人贵胄云集之地。

何也？天津的交通方便啊，坐上大轮船，全世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自从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再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的次数少吗？绝对不少，然而都失败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首先要感谢两位大清王朝的重臣——

端方和盛宣怀。

端方是满清贵胄，官至直隶总督。

盛宣怀跟着李鸿章混起来的，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官至邮传部大臣。

晚清政府没钱，海关被列强把控，民间的那点税收不够还外债的。

没钱花，是个人都着急，晚清政府也着急。

于是开始想各种馊主意敛财——铁路国有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晚清的运输主要靠水路和铁路。

水路毕竟是有限的，铁路则不然，可以到处修。

要致富、先修路，是有史以来的共识。

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天府之国四川，物产丰富，奈何运输不行，好东西运不出去。

于是清朝设计了川汉铁路，从四川到汉口，从汉口这个九省通衢之地连接全国。

本是为造福民生，连接四川和全国，是大好事。

清廷没钱，于是民间用筹款的方式，准备建造这条铁路。

没想到开建不久，清廷就要“收归国有”！

始作俑者正是端方和盛宣怀。

收归国有？清朝有钱修路？

非也，收归国有的目的是为了让列强投资来干！

不让自己人干，让外人干，何也？

一则是“利用外资”可以短期内收到一笔钱，用于朝廷开支。

二则是列强眼红这块肥肉，势必要分一杯羹。

三则端方盛宣怀之流准备乘机中饱私囊。

至于国家、民族、人民，谁在乎？

四川人民爱吃辣椒，性子辣——妹子都被称为辣妹子，男性更不必说了。

当然不同意朝廷的这种明抢，于是四川很快暴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端方和盛宣怀没想到事情闹的这么大，心里也有点肝颤。

端方亲自带兵去四川镇压（自己都没想到会死在那儿）。

然而朝廷哪里有兵？靠满八旗那群废柴吗？

端方只能从湖北新军抽调新军去四川镇压。

如此一来，武汉的清廷势力便大大削弱，革命党的机会就来了。

小编在其他文章中曾说过，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很快便一地鸡毛。

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章太炎陶成章的光复会，都有自己的小算盘。1907年便因为钱，章太炎陶成章联合送检人，一度掀起了两次倒孙风波。

孙中山一气之下，在广东安心搞革命，不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宜。

黄兴一头扎进香港，一门心思搞暗杀，闭门不见客。

宋教仁东北起义失败后，在日本整日戒酒消愁，后独立门户，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

章太炎和陶成章则重新恢复了光复会。

所以，武昌起义和同盟会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有着间接的关系——受同盟会影响颇深。

武昌起义的鸳鸯剑是什么呢？

文学社和共进会！

湖北武汉最早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叫“日知会”，不过起义失败，日知会被清廷取缔了。

日知会为什么很快便失败？

日知会大量吸收军官入会，而忽略了普通士兵。

清朝的军队，军官很容易动摇、变节甚至投降。

所以后期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对普通士兵的吸收是非常重视的。

这也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武汉地区的反清革命组织又重新兴起了。

有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

最为有名的，是共进会和文学社。

文学社的前身是振武学社，振武学社的前身是群治学社。

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先后暴露，革命党人于1911年初，改组革命组织为“文学社”——“联合同志，研究文学。”

这个名字起的好，不仅非常高雅，看起来和革命完全没关系。

很好的掩护了革命行动。

主要领导人是刘复基、蒋翊武。

刘复基曾留日，同盟会创立时便加入了同盟会。

回武汉后，刘复基介绍蒋翊武也加入了同盟会。

为了革命，蒋翊武毅然投军——参加了湖北新军。

文学社的发展对象主要为湖北新军中的士兵。

共进会的领导者是孙武、黄申芗。

孙武是留日学生，也是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

黄申芗则是湖北当地会党界的大佬，又是知识分子出身。

孙武则是打着孙文弟子甚至弟弟的旗号，一时间应者云集。

共进会前期主要招募会党入会，因孙武和黄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黄兴的指导下，开始发展湖北新军。

文学社是走湖北新军的扩张路线，共进会则是走会党扩张路线，原本进水不犯河水。但共进会也发展湖北新军时，就触碰到了文学社的利益。

文学社的两位领导人刘复基和蒋翊武长的都有点土里土气，所以很容易和士兵打成一片。他们认为，孙武和黄申芗这种长袍的文人，写写文章还可以，闹革命怎么能行嘛。

孙武和黄申芗则认为，刘复基和蒋翊武土里土气的大老粗，一群大老粗闹革命怎么能行嘛。

但是他们忘了，刘复基和蒋翊武的组织可是叫“文学社”。

互相看对方不爽，但在大政方针上却都是一直的——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且都和同盟会有一定联系，受同盟会影响。

文学社和共进社在1911年的5月份，开了几次会。

虽然有很多分歧，但形势已经让他们忘了分歧——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推翻满清政府的机会就在眼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文学社和共进社抛弃了分歧，达成了一致——统一称为湖北革命党人！

而且在推举领导人时，双方竟然礼让了起来。

团结就是力量！

当文学社和共进社这两对鸳鸯剑合二为一时，就注定了武昌起义是必然要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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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