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次遣使，两度征伐，甚至曾计划第三次出兵。忽必烈为何如此执着于征服日本，除了军事野心的驱使，还有什么更隐秘的动机么？

(资料图)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忽必烈画像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遣军队，跨越海洋征伐日本。忽必烈拥有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为何对偏居一隅的日本岛国如此执着？

元朝第一次东征战争（1274年）图示

元朝第二次东征战争（1281年）图示

当蒙古军队把一个个国家从欧亚地图上抹去，把蒙古国家从一个纯粹的草原部落组织转化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后，就出现一种认为蒙古人本就应该征服世界的辩护论思想。也叫“蒙古帝国意识形态”。

什么是“蒙古帝国意识形态”？

“要么归顺，要么开战并被征服”，这就是蒙古帝国对外征服精神的本质特征。

蒙古帝国可汗贵由（成吉思汗孙子，窝阔台之子）于1246年登基时写给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羊皮纸信。

蒙古帝国可汗贵由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印章部分）

埃里克·沃格林从前近代的国际关系角度，对这些“诏书”作了非常中肯的解说：神的旨意要求成吉思汗统治世界，蒙古帝国——依据它的自我诠释——并非是世界上诸国林立格局中的一国，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众多领土、君王和人民也许事实上在蒙古军事和财政管理所及的范围之外，但是他们在法理上是这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潜在的组成部分。一旦帝国的权力事实上扩张了，那么法理上的潜在组成部分就应该被转化为事实上的组成部分。世界帝国之主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大汗权力一旦与其他君王的权力发生接触，在任何情形下，一开始都不存在法理上的和平状态，例如互相承认领土和权力，也不存在法理上的战争状态。与蒙古帝国最初接触时，异国权力要么进入臣服关系，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如果拒绝服从，那就等于是叛变。由于后一种选择而招致的暴力行为不是战争，而是（从法律上说）一种讨伐，是得到神意支持的。

新生的忽必烈王朝还有两个最大的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

蒙哥死后，忽必烈自前线回师，抢先登基，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力竭投降，被忽必烈幽禁。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诏迁都大都。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今天下还未打下来，他搞的那套“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或许可以安抚乃至激励亡金统治区的那些汉人，但草原上的黄金家族，未见得肯服气。

大元帝国还能向哪里扩张？南宋前线已呈胶着状态，再往南，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现在还太远，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传统势力范围。对日本动手，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做过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忽必烈经常派他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南海诸国。忽必烈有个小爱好，每当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们打听一些当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就非常善于搜集这类奇闻逸事，所以尤其得宠。（《马可波罗行纪》第15—16章）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Zipangu”岛屿的描述。一般认为，“Zipangu”就是“日本国”：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忽必烈汗闻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

马可·波罗肯定未到过日本，并且他进入元代中国是1275年（至元十二年），也就是战争开打以后。不过，他的这段描述，大概得自当时亚欧大陆商贸圈中广泛流传的对日本物产的模糊印象。我们将之看作当时欧亚大陆（包括元朝）对岛国日本的想象，大抵不致错谬过甚。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黄金和珍珠，这两样可是蒙古帝国内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费品。

黄金这种流行欧亚的硬通货，自不必言。珍珠是蒙古人用来装饰妇女头戴的“罟罟冠”、礼服乃至军官虎符、圣旨诏书的主要奢侈品。

罟罟冠

“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化”以及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和蔷薇珍珠，大概是忽必烈决定不计代价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吧。

文章中资料引用自周思成《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