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虽然创始于隋朝，但是严格意义上公平的科举制则始于宋朝。唐代科举尚不够成熟的表现，一是权贵豪门操纵的“通榜”、“公荐”办法，意味着前期封建社会世族与庶族分离的状况未打破；二是进士名额很少，科举出身还不是入仕的最基本途径，意味着后期封建社会典型的文官政治尚未建立。

北宋的科举立法针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推动封建社会从而进入文官政治阶段。相比于明清科举的僵化教条，宋代的科举可谓是最合理的科举制度。

【资料图】

这里，试举宋代科举制度，以便于对整个科举制度能有一整体了解：

宋代科举的优点

北宋科举实行弥封、誊录锁院、别头等法规的确在相当程度上防止了权贽与考官互相勾结、请托贿买之弊，也防止了主考官因个人恩怨好恶任意取黜士人的违法行为，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比较多的。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8年）省试时，举子郑獬自负文才,志在必取头名。然而榜发后郑獬仅名列第五，居于素不如己者之后，他大为愤懑，在致主考的谢启中发牢骚：“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说：“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自比骐骥、巨鳌，指主考官为不辨贤愚、取“驽马”而遗才士的“顽石”。

主考官大怒，下一步殿试时，该主考官又参与阅卷，看见一份考卷文笔似郑獬，立即黜落不取。但到最后拆封对姓名时，第一名状元正是郑獬。这个例子说明弥封誊录办法的实施，考官已难于公报私怨；而举子及第，也不必再感谢考官的私恩。

既然科举及第已难于凭门第之高、贿金之多、私情之厚，一切以程式文章定取舍，这就使一大批出身清寒、勤奋苦读的有真才实学的下层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臣或学者大师。

吕蒙正

北宋一代出身贫寒而位居高官的人比历朝都多。如宋真宗时的宰相吕蒙正，中状元前与妻子住在破窑之中，常无米下锅；另一名宰相寇准，早年家庭贫寒，母亲去世时想找一匹绢为敛衣都没有。

宋仁宗时号称贤相的李迪、张知白、杜衍、王曾四人，入仕前都很贫穷，尤其是杜衍，父亲早丧，继父又不容他，只好奔波在外，为书商帮工以糊口；范仲淹与杜衍相似，母亲改嫁，家境艰困，食稀粥面糊以度日，冬夜苦读，没有炭火，又冷又倦之时，用冷水洗脸,“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欧阳修也是幼年失父，母亲贫居守寡，无钱送他入学，遂亲自教他识字，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芦苇杆在沙地上写画。

上述这些人，科举及第前都默默无闻，也不可能有什么达官贵人为之扬名捧场，如果按照唐代“兼采誉望”的“通榜”办法，他们几乎没有金榜题名之望。

同时，封建时代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在北宋的界限已远不如前代清晰。由于经济文化发达，印刷书籍大量流行，教育比唐代大为普及。苏轼说：“近岁士人转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苏辙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此言当然未免夸大，然而“士”以外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数量大增，则是无可置疑之事。

每届科举应试者不下四五千人，大部分中进士者出身于“乡户”，即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工、商出身者也不少。如宋初名臣兼文学家王禹偁就出身于“磨坊之家”。

一方面是下层士人大量崛起，另一方面则是几代相继当大官的现象越来越少。像唐代那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而不绝”的世家豪门，在北宋基本上消失了。北宋七十二名宰相中，属于同族的，只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代和韩琦、韩忠彦两代，但他们都是靠科举而不是靠“门荫”入仕的。至于达官贵人子孙不能守父祖之业的，也十分普遍。

总之，世族地主官僚在北宋已属于个别现象，不再构成社会阶层，而与之相对而存在的所谓“庶族”阶层，当然也就随之同样归于消失。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遂由汉魏六朝的贵族门阀政治，经过唐代半官僚、半门阀政治，而进入北宋以后无所谓世、庶之分的完全的科举官僚政治阶段。

北宋一代，堪称中国封建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得更为完备、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腐朽的八股科举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北宋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所可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出此脱颖而出。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北宋朝是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备方面杰出人才最密集的时代。仅以仁宗前后几十年时间论，其出类拔萃、彪炳史册者不下数十人。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蔡襄、李公麟、苏颂、沈括……都在各个领域内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此密集的人才群体出现于十一世纪的中元，决不是偶然的。他们尽管出身、贫富、专长各有不同，但全部都是科举出身。

宋代科举的弊端

尽管北宋科举比唐代有了巨大的改进和发展，但封建社会的全部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宋代科举制度不可能摆脱其严重的消极性。

宋代科举无论如何开放、公平，归根结底仍然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上述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而跻身权贵者毕竟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

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如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二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轰动京师，然而家当也开销得差不多了（当然也包括苏洵从前累试不第的耗费）。

苏洵

次年苏洵之妻程氏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

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和“公平”，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名额也少得多，因此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其中像李白这样的人，虽然一生坎坷，但毕竟还保持了一颗未受科场挫折的阴影所笼罩的自由纯洁之心。

而在宋代，几乎找不出没有科场经历的名人了。此种情形到明、清更是越演越烈，实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剧。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固然严密公正，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也罢，经义也罢，都不过是文辞的讲究，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等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那么只要考官正直，他也可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辞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

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人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应省试，诗题为《野无遗贤》，主考官李洵读到黄庭坚试卷中“泪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二句（指垂钓渭水边的姜子牙、筑墙傅岩的傅说都已赴朝延,“野无遗贤”了），拍案叫绝道：“此人不特以此诗冠场，他日当有诗名满天下”。

黄庭坚以省试第一名中进士，诗名传闻一时，宰相富弼一直想见他，但见了之后却不欣赏说：“将谓黄某如何，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这话也不假，黄庭坚除了是北宋一代与苏轼齐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祖师外，没有表现出在军国大事，经邦济世方面的任何才能和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天圣五年（1027年）十九岁考进士落第，他早年“游荡不学”，这次落第大概不算意外。但他后来发奋苦读，景祐四年（1037年）二十九岁再举进士又不第，庆历六年（1046年）三十八岁应制科试又不第，实在使他备受打击。深怀隐痛的苏洵自己虽然决心不再应试，但待两个儿子成年后，却还是带他们去汴京赶考。因为除此一途，别无进身可能。

苏轼兄弟先后应进士、制科都一举高中，苏洵感慨万分地赋诗云：“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这中间既含有他因两个儿子争气的喜悦和骄傲，也包含自己一生科场坎坷的辛酸，也表明了考试手段对于人才选拔的有限性。

陆游

南宋第一诗人陆游也是同样遭遇。他先参加绍兴十年（1140年）吏部的荫补考试落第，又参加绍兴十三年(1143年）进士考试,再度落第。接连失意于科场，引起陆游母亲的不满，竟迁怒于他的新婚妻子唐婉。陆游与唐婉夫妇情深，陆母认为是唐婉导致陆游荒疏学业，考试不利，陆游终于无法抗拒封建家长的意志，被迫与唐婉离婚，这是陆游一生中始终难以忘怀的惨痛遭遇。

宋代统治者既然以科举制度作为笼络收买知识分子的几乎唯一手段，自然就要力求将所有知识分子驱上这条道路，将一切荣华享乐的可能性作为诱饵悬挂在这条路上。因此就在科举制度向全知识阶层开放的同时，它对知识阶层心灵的腐蚀也就开始了。许多下层寒士拼命苦读，追求一举成名，并不能像范仲淹等人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是享乐腐化，无所不为，把这作为自己过去寒窗苦读的正当报偿、应得收益。

北宋统治者为笼络知识分子，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又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平均相当于唐代的几倍甚至十多倍，而各级官僚机构的容纳能力毕竟有限，为了安插众多的科举入仕者，不得不扩大机构编制，增加官吏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官制名目也特别繁琐重叠，往往一份事情几个人办，行政效率极低。

官位分为“官”、“职”“差遗”三部分，如宋英宗时，王安石的官为吏部尚书，职为观文殿大学士，差遣是江宁知府。前两个衔都是虚的，后一个“差遣”才是具体职务。众多的官员很多是有官无职，有职无差遣，只是坐拿俸禄。即使如此，还是无法安插大量待补官的进士，“三年一取士，进士登第者五百人，而年老举人推恩者（指多次应试落第的举人特奏名赐其登第）​不减四五百人，至于资、荫、胥吏之类，计三年之内又不知授官几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