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刚取得帝位，突厥颉利可汗乘唐统治集团内部有冲突，又率十余万骑，号称百万，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面，唐太宗亲自指挥大军布阵阻击。唐军“军容甚盛”，“旌甲蔽野”。颉利可汗因悬军深入，不敢冒险决战，于是请和。唐太宗便厚赠金币，颉利可汗即引兵退走。

突厥的崛起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突厥重又强大起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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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十一年（615年）九月，突厥始毕可汗曾率数十万骑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围了三十三天才解围而去。此后的几年中，突厥趁着隋王朝崩溃的时候，不断地进犯隋王朝北边，掠夺汉族人民,以致“边州略无宁岁”。掠去的中原人民，大都充作奴隶，过着牛马似的生活。

当时割据称雄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高开道等，震慑于突厥的兵威，“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突厥统治者也有意培植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这些势力，利用他们来达到掠夺和奴役中原人民的目的。

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专意经营关中，也曾派遣刘文静北使突厥，与之结好。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突厥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立。同年十一月，处罗可汗死，弟颉利可汗立。那时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已接近完成，而突厥可汗却日益加紧其对唐的干涉。

杨政道

自始毕可汗起，就利用刘武周、宋金刚等度攻陷唐的并州。处罗可汗时，又迎隋炀帝妻萧皇后及隋炀帝孙杨政道（隋炀帝第二子齐王杨暕的遗腹子）入突厥，并立杨政道为隋帝，居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把一万多流落在突厥的汉人拨归杨政道管理，想利用杨政道充当傀儡，以便利突厥对中原的统治。

史称颉利可汗“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夏之志”。在武德五年（622年），他一度围攻并州，进扰汾、潞诸州，掳掠男女五千余人而去。到武德七年（624年）八月，更自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有万余骑到达豳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二百里地。

唐高祖甚至欲焚弃长安，迁都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州)。李世民竭力反对，主张坚决抵抗，髙祖乃命世民率兵抵御突厥，突厥旋亦退兵。

尽管唐初突厥贵族为了掠夺人口和财物，不时侵扰中原，但在这一时期中，突厥和唐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唐武德八年（625年），曾在北楼关设互市，与突厥交易，突厥卖给唐大批牲畜。当时中原地区受战乱影响，民间普遍缺乏耕牛，通过互市使中原地区“杂畜被野”，初步解决了内地耕畜不足的困难，这对唐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唐王朝也通过赠送和交换形式，把大量缯彩运往突厥，在武德二年（619年），一次赠与突厥缯彩就有三万匹之多。突厥贵族取得中原大量缯帛，又往往用来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欧亚非各处，所以这类物资交换的频繁进行，不仅有助于双方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欧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突厥的中衰

突厥汗国因受所处地理环境和畜牧经济的限制，并受高度发展的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向典型的奴隶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因此迅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由于突厥汗国国内封建化程度加深，本部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就更加急剧起来。

阿史那咄苾

从唐王朝使臣郑元对颉利可汗所说的“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指贵族），于可汗何有”几句话看来，突厥的贵族阶级，在对外掠夺的战争中已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作为突厥汗国主要军事力量的部落成员，则由于对外进行掠夺的“兵革岁动”与军费负担的“裒敛苛重”，经济逐渐衰退，战斗力也大大地削弱下来。

而且由于突厥牧主们对牧民的过度剥削,“伯克（牧主）与人民之间，相互水火”，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突厥汗国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了。从贞观二年到三年（628-629年），草原上又发生了严重的天灾，“频年大雪，六畜多死”，以至于“国中大馁”；而颉利可汗因“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以致政治局面发展到“下不堪命，内外多叛”的程度。

庞大的东突厥汗国，本来与被它所消灭的柔然汗国和嚈哒汗国有其共通之处，即“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在东突厥汗国境内，除了突厥族人以外，主要构成部分是铁勒九姓，史称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

“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外还有九姓回纥、三姓骨利幹等部落，一共三十姓，也就是三十个部落，故东突厥可汗也称三十姓可汗。其余分布在北方外围的丁零、契骨，分布在东方外围的奚、霫、契丹，名义上固然是受东突厥役属，但是事实上，突厥族人并没有和他们真正地融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部族国家。

铁勒族的薛延陀（分布在今阿尔泰山西南麓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和乌伦古河流域）、回纥（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和土拉河合流处）、拔也固（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中游和克鲁伦河以北）等十多个部落，因东突厥征敛无度，首先举兵反抗。

夷男

薛延陀最为强盛，有部帐七万余落，其酋长夷男自称可汗于漠北，进攻颉利可汗，破其四设（突厥号典兵者为设）。回纥部落也有众十万，战士居半，在其酋长菩萨的指挥之下，于马藏山役，以骑兵五千，败东突厥骑兵十万，由此回纥势力强大，与薛延陀联合起来，成为突厥汗国内部的心腹大患。

此外奚、霫、契丹等数十部，也在贞观初年纷纷摆脱突厥汗国的役属，先后亲附唐王朝。被掳掠到草原去的中原人民，这时也开始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和突厥奴隶主展开剧烈的斗争。

在东突厥汗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东突厥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了。颉利可汗初以兄子突利可汗（始毕可汗子）为东面小可汗，管领奚、契丹等数十部落，奚、契丹等脱离东突厥汗国的统治后，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

及薛延陀、回纥等举兵叛突厥，颉利可汗遣突利可汗率兵北讨，结果又为薛延陀击败，于是颉利可汗发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由此引起突利可汗的深刻不满。

随后颉利可汗又征兵于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拒绝出兵，颉利可汗进讨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率部依附唐王朝。突厥统治阶级上层的分裂，大大地削弱了突厥汗国的统治力量。

贞观年间的对突厥用兵

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东突厥一度合并于唐。唐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使北方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这就有利于唐初生产的发展。同时战争胜利后，唐又用金帛从突厥奴隶主手里赎回了沦为奴隶的汉族人民就有八万人之多，这些汉族劳动人民的返回故土，自然会增强中原农业上的劳动力。因此，这一战争的胜利，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李世民

此外，这一战争的结果，使许多受突厥贵族奴役的少数民族挣脱了突厥汗国的残暴统治，并使他们与中原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这对于草原上各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东突厥汗国覆亡后，草原上的各族酋长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正表示了他们全都承认唐王朝的领导地位，并迫切要求和唐王朝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愿望。

当时东突厥余众，在颉利可汗失败之后，除了北附薛延陀西奔西突厥之外，亲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口之多。唐把归附的东突厥人，安置在今陕西佳县、榆林、靖边一带，设立了祐、化、长三州都督府；同时又在辽宁朝阳以南设立了顺州都督府，以统辖幽（今河北北部）、并（今山西）塞上的突厥人。

除此以外，唐还在旧颉利可汗统治区内，设立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下辖六个羁縻州。这六个羁縻州内的突厥部落，还保持他们原有的部落建制。羁縻州的刺史，也大都由突厥的部落酋长来担任；只是定襄、云中二都督,由朝廷选派。在这一短短的时期内，汉族和突厥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颉利可汗入唐以后，唐在太仆寺设置宾馆，对他厚礼款待，并赠以田宅。唐王朝对突厥贵族也尽力笼络，史称：突厥“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同时唐王朝对突厥族人也并不歧视，故突厥居民“入居京师者近万家”之多。

由于唐王朝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因而种族歧视这个问题，至少在唐初是不算严重的。所以在这次胜利不久，唐王朝就出现一批勇悍善战的“蕃将”；至于一部分突厥族人民，入居塞上之后，由于长期和汉族人民保持接触的缘故，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也更为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