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专机在南京西郊撞山坠毁。

戴笠死后毛人凤成为军统的一把手，并改军统为保密局。

戴笠一死，不少原军统特务都借口离开了军统。或是找关系调离；或是借口任务远走他乡；甚至有的直接逃回老家，从此隐姓埋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资料图)

大陆最后一名女军统

现年94岁的浙江老人王庆莲便是在那时候离开军统，留在大陆的原军统特务之一。

解放后接受了23年的改造，直到1981年才落实政策重获自由。

回想起曾经的军统生涯，王庆莲感慨颇深。当年在军统时有多风光，解放之后就有多萧瑟，这便是命运使然。

出生于1928年的王庆莲，在不到一岁时，父亲就死在了战场上。对于父亲，王庆莲几乎没什么印象。为了生计，王庆莲的母亲在将其送到外婆家抚养，自己改嫁他人。小时候的王庆莲一直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1942年，浙江江山沦陷，王庆莲一家的房子全部被侵略者烧毁。当时的王庆莲一家几乎已经断了生计，全靠远在重庆的舅舅每月寄一点微薄的生活费才得以维持。

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后来与重庆方面断了联系，就连从舅舅那里寄来的这点微薄的收入也断了。

适逢军统东南办事处在江山峡口秘密招募，于是王庆莲的母亲为其报名参加考试，为的也就是找一条可以养命的活路。

军统当时招募的考试内容主要是一些文化基础的测试，好在王庆莲在学校里面学过的文化没有荒废，仅一次便直接通过了考试。

浙江江山，大多数军统成员都是在这里进行招募的。这与戴笠出身于浙江江山有很大的原因。在戴笠看来，招收同乡不仅仅是因为方便管理，也方便军统对招收成员进行详尽的背景调查。

通过考试的王庆莲被安排进入“临训班”，在这里接受一些简单的特工技能的学习。

一开始王庆莲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加入军统，只是以为自己是被招募到部队做机要工作。王庆莲后来表示，要是知道是军统在招募，自己是断然不愿意去的。

1943年6月，王庆莲与另外的20名男男女女一同乘坐军车从浙江江山出发，被送往重庆。这一年王庆莲年仅15岁。

当时的军统对于国内反对蒋介石政府统治政策的爱国者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外界对于军统恶行的传言颇多，更有生者进，死者出的说法。不过事实上，在抗战时期的军统主要的工作方向还是针对的是日军以及汉奸。

初到军统的王庆莲只是一名机要打印员，负责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王庆莲隶属于译电科的密本股，所在的地方是磁器口造纸厂。

由于密码本需要专人负责，又要避免日军的轰炸，所以一般都是由专人携带，与密本股一道潜伏在乡下地区。

当时全国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很差，即便是重庆，在乡下地方，生活都是极为枯燥的。在工作了八个月之后，王庆莲在一次参加局本部的“四一大会”时便对自己的长官姚科长说：“你可不可以把我调到城里来”。

姚科长问王庆莲说：“译电会不会。”

王庆莲回答：“不会可以学嘛。”

于是就这样，姚科长没过多久便将王庆莲调回了局本部。为了感谢姚科长的“栽培”。王庆莲努力学习译电技术，没过多久便熟悉的掌握收发电的技能。

直到正式接触了译电工作之后，王庆莲才真正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军统，工作是有多么的危险。

每天的电报里面，王庆莲都会收到一些关于某地的军统组织被破坏，有多少人牺牲这类的电文。特别是在上报牺牲者名字的时候最让人难过。

不少从重庆出去执行任务的人，前几天还有说有笑，可是过不了多久便收到了对方牺牲的消息。

从前线传来的牺牲者的消息越来越多，渐渐地王庆莲也就习以为常。尽管有时候还是会很难过，但很快就会过去，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王庆莲说，当时自己每天要译大约1500字的电报，工作任务是很重的。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并且军统局内紧张的气氛也让人十分地压抑。

王庆莲说：“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

尽管周围一起共事的都是江山来的同乡，但是王庆莲却是丝毫不敢大意的。因为都知道，戴笠的手段严厉，稍有不慎便会性命不保。谨言慎行便是在这里生存的第一要素。

可是虽然纪律严格，气氛严肃。但是王庆莲的私生活却也是“十分丰富”。

抗战时期，因为重庆是大后方，即便是在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身处重庆的政要们依旧是舞会不断。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像是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时王庆莲年纪才不到二十岁，对于这个年纪的少女来说舞会这样的事物都是难以抗拒的。

于是王庆莲便经常和身边的几个女同事一起，在结束完工作之后悄悄地跑出去参加舞会。这对于长时间神经高度紧张的她来说，也算是工作中唯一聊以慰藉的快乐。

军统内部有规定，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更不准私自外出。对于正值青春年少的男男女女的特工们而言这也是极为残酷的一件事。

所以大多数时候，长官们对于手下的私生活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会太过于较真。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出生入死的特工们，只要有机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醉生梦死便成了一种常态。

这或许就是在那个年代，身处于军统的这些人们彼此之间唯一拥有的一点共情了吧！

当时王庆莲的顶头上司是著名的军统情报人员“姜毅英”。因为在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前事先破译了日军的电文而得到戴笠的赏识。

见到经常外出的王庆莲，姜毅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王庆莲专门吊儿郎当，我总有一天给她关起来”。

虽然嘴上说得很严厉，但是姜毅英却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隐姓埋名，却难逃命运的多舛

抗战结束以后，军统内部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分歧。军统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是盼望着和平到来的。毕竟谁也不想一直过这样的日子。

戴笠死后，一部分军统的特工有机会得以返乡，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继续跟着毛人凤到后成立的保密局里面任职。王庆莲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军统。

离开军统之后，王庆莲便试着开始以普通人的身份进行生活。

解放后，王庆莲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前后工作了八年的时间，一直到1958年开始清理历史反革命时才被查明身份，被下放农场劳教。

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面，生活都十分的不如意。

终于熬到了1981年，王庆莲才得以平反，恢复了自由。此后王庆莲在塘栖镇又生活工作了许多年，直到90年代退休之后才回到江山老家。

退休以后，国家对于王庆莲给予了相应的照顾。接受审查劳改的23年时间也算上了工龄，因此退休之后的王庆莲生活还是基本有所保障的。

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年过60旬的王庆莲回到江山老家时已经是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样子。

意外地“同志”见面

2013年时，已经86岁的王庆莲接到一个消息。说是有两个当年同样在军统任职的“老同志”想来看看她。一听到“同志”这个词，王庆莲下意识地敏感起来。

王庆莲从退休之后，一直就想隐姓埋名地过普通人的生活。而今着突如其来的“同志”却再次让其陷入了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不过，尽管内心几度斗争，但是最终王庆莲还是选择了与对方见面。

邀请王庆莲见面的是当年军统的另外两位特工，戴以谦和祝仁波。三人的见面十分低调，彼此之间的谈话也都是十分地谨慎。直到彼此都确认，对方并无恶意之后才敢共叙当年的往事。

其实，三人当年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在工作中有所交集。这次见面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偶然间打听到在江山市还有活着的军统同僚。

戴以谦加入军统的原因十分偶然。抗战开始后，戴以谦在江西的一家招待所做接待员。恰遇戴笠与蒋介石到访江西，无意间戴笠看到了这位江山籍的小同乡。在经过一番打听之后，发现戴以谦居然还是自己的堂侄辈。

索性戴笠便将戴以谦留在了自己的身边，成了自己的秘书。戴笠死后，在军统内没有任何关系的戴以谦选择了离开军统。

解放后，戴以谦回到江山乡下务农，对于当年在戴笠身边担任秘书的事情只口不提。但是平静地过了几年普通人生活后，戴以谦身份还是被查了出来。

此后的经历与王庆莲几乎一样都是在农场进行劳改，直到80年代初期才被释放，并予以平反。

如今孑然一身的戴以谦在老家江山的一家养老院里面生活，这里将会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

与戴以谦同来见王庆莲的另外一名老人名叫祝仁波。说起祝仁波，他的经历就要比王庆莲、戴以谦都要传奇许多。

1920年出生于上海的祝仁波父母早亡，12岁就在上海做童工。祝仁波有一名姐姐，后来嫁给了当时中国的电讯专家，军统特工陈一白。

正是因为陈一白的关系，祝仁波在17岁的那一年被介绍到军统。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祝仁波成了队里面数一数二的电讯人才。

1944年，中国远征军赴腾冲作战时，因为电台损坏与后方失去了联络。于是上峰便命祝仁波带着新的电台到前线去，帮助远征军恢复电台通讯。

接到命令后，祝仁波从重庆出发，辗转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去往腾冲前线，帮助中国远征军恢复了通信，为腾冲保卫战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祝仁波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同样是在戴笠死后，祝仁波选择离开了军统。与妻儿一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但遗憾的是，在1950年时，祝仁波与姐夫陈一白的身份还是被查了出来。

1952年，陈一白死于提篮桥监狱。而祝仁波则是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下放改造。这期间，妻子不堪压力，向祝仁波提出了离婚，此后便带着两人的孩子到外地生活，余生都未能见面。

其实祝仁波还是比较幸运的。当时祝仁波被判处十年的劳动改造，刑满之后正遇时局动荡。劳改单位的领导见祝仁波有机电技术，便将其留用，安排在农场工作了16年。

1980年，祝仁波离开农场，与自己的一名狱友来到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上，靠给人修理电器谋生。

2013年时，已经94岁高龄的祝仁波依旧能够自己料理生活。做饭、洗衣这些事情都是自己在做。

提起往事，祝仁波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不满，唯一遗憾的就是始终觉得对不起妻儿。祝仁波说“过去的一切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地出现在脑海中，只不过这个电影是不好看的。”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13年，一篇题为《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文章登上报刊，王庆莲的故事才被呈现在大众面前。

这一年，三位耄耋老人在廿八都镇养老院门口留下了一张合影。这是三位老人唯一的一次见面。

2013年11月，王庆莲在一场题为“国家记忆”的二战图片展中看到了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女兵的照片。驻足在这张照片前，王庆莲说：“我在军统也是这样打扮，也有这样威风，我那个时候笑得也有这样灿烂。”

如今已经94岁的王庆莲依旧健在。慈眉善目的她很难让人将其与当年的军统特工联系起来。

愿王庆莲能够保重身体，对于历史而言，这样一位亲历者能够活到今天当真是很不容易。

从王庆莲老人与戴以谦、祝仁波三位两人的身上，似乎正是应了那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