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如果以上列举的十难都不能排除，贤人就不能被起用；贤臣不能被重用，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如果君主不能任用贤德之人、远离奸佞之人，或是任人出于个人喜好，任人唯亲，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

《昌言》：“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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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主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没有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喜怒行赏罚，自己高兴就赏，不高兴就罚；喜欢美女就忽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残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审判案件都是严格地在冬日行刑；按四时的节律处理国家大事；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于祭祀的纯色牲畜，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使做到这些，也无益于挽救败亡。

这段话告诉人们要“任人唯贤”。贤德之人能够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转变了，社会、国家才能够治理好。相反，如果只是迷于形式，即使搞占卜、祭祀等仪式，但是人心不能转变，也不能免于败亡。因为举办礼仪的目的，最终是要改变人心，并不是为了仪式而仪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心，效果也只是暂时的。所以国家治乱安危，不在于找人算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有灾祸，但是要避免灾祸，仍然要改变人心、积德行善。人人都做有道德的事，社会风气好转，才能避免灾祸。

在《说苑》中，关于“任人尊贤”的重要性有一段阐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使自己的名声不朽，必须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易经·益卦》：“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的人能以礼敬的态度对待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易经·屯卦》也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是能谦恭地对待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王能够布施恩德，并且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使远方的人得以安抚，使近处的人得以亲附。

“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没有贤德之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

“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如果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要想走很远的路，就要依赖于马车；要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贤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像在夏至那天期望夜晚更长；向天射剑，以求能射到鱼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这些事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都是很困难的，连他们都会陷于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所以要想成就功业，把国家治理好，必须依托贤明之人。

依托贤明之人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袁子正书》：“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想安处天下大道，而智慧无穷无尽；兴办天下的大业，思虑不会枯竭；能够统一百家之言，而不费口舌；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感到疲倦，只有靠任用贤德之人才能实现。所以任用贤德之人，可以不费劳苦、自身安逸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