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声明一点：这里所说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有史料记载的炎黄始祖诞生之日开始算起，直至1912年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为止的漫长时期形成的文明。

熟悉中华历史的人都很清楚，这段中华文明时期非常地漫长，差不多有6500年。如此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大地上发生了诸多大事，先后经历了炎黄始祖至尧舜禹轮流当政的上古时期，也是现在所说的新石器时期，之后就是夏、商、周的家天下时代的来临，最后就是封建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轮回，也是家天下制度不断巩固的时期。

虽然历经6500年，中华大地流经的人、经历的事烦不胜数；虽然中华民族历经风雨、苦难深重，但中华民族从来都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坚贞不屈地迎难而上，如此创造了大禹治水、万里长城的奇迹，这种不屈的精神也逐渐凝练成了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精神内核，深深刻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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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穷则思变”，中华民族面对巍峨的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暴躁天气，渴求生存繁衍和子孙后代延续不绝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个极具生命力的文化思想，由此诞生出了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朱熹、王阳明等中华民族公认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引领下，中华民族每一次历经磨难之后，都能成功地站起来。

这是中华文明极具魅力的地方，也是世界其他地方文明无法比拟的地方。

但是有利也有弊，从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华文明存在一重大缺陷：“生”不出科学这只推动人类文明指数形式发展的“金蛋”。

众所周知，自牛顿发表了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之后，科学第一次正式走入了人类世界，并立马发挥出了它的巨大作用：天体力学、数学、工程力学等一批批自然科学纷至沓来，很快将人类推到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之中。

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犹如打了鸡血一般，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洗礼，人类不仅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大自然的主宰，而且人类创造的财富，已远远超越了以往时间创造财富的总和。

科学作用这么巨大，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弗洛里斯·科恩在《世界的重新构造》一书中给出了答案：1600年至1640年，西方世界出现了一批动手思考的先驱，如伽利略、开普勒、培根等，第一次提出了用实践检验理论真伪的方法——科学实验，并且因此还制定了详细的实验方法和步骤。

科恩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实践检验真理的提出，科学实验的出现使得旷日持久的口舌之辩归于沉寂，“你断言某某一定是这样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吧，是驴是马，一验即知真伪。

树立了实践这个检验标准，再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进行实地操作，使得科学第一次实实在在在人类世界生了根。之后众多科研实践工作者通过不断地科学实验，发现了很多光凭肉眼和脑袋冥思苦想得不到的真理。

比如著名的力和运动的关系，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开始琢磨了。他通过肉眼观察以及自己超级大脑想象，得出了一个结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由于他是权威，并且正如爱因斯坦叹息的那样：现实中车子确实推一下就走，不推车子就停了下来。说力是维持物体运动原因，何错之有？

按说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也在实践中检验了，但是不是严谨的检验：在崎岖的山路上确实如此，但会不会因为山路的崎岖导致车子停止了呢？换个光滑的路面事实还是这样吗？思路已经闭环的亚里士多德显然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在他光环照耀下的普通人更不会琢磨这个问题，直到近代时期，伽利略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最终提出了有着牛顿第一运动力学雏形的匀速直线运动规律。

举这个例子主要说明一个问题：科学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轻率下结论，它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最终能够掷地有声，离不开全面系统的科学实验，缺了任何一环，都有可能导致错误结论。

理清了这个问题，再来看看中华文明为何“生”不出科学，就好解释了，因为让科学“认祖归宗”，真的太难了。

《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个情节：当群臣都在上表祝贺嘉靖皇帝、粉饰太平，刚正不阿的海瑞却反其道而行，上表将嘉靖皇帝骂了一顿。沉浸在虚假繁荣中的嘉靖皇帝意犹未尽，原本还想再躺平一会，结果被海瑞这么一搅局，气愤之心可想而知，于是二话不说将海瑞打入大牢，听候发落。

治罪得有个名头，但海瑞毕竟是出了名的清官，不贪不占，连上街买菜也是凤毛麟角、机会难得，整得像苦行僧一样全身上下挑不出一个毛病；再说海瑞顶着杀头的风险，直言相谏也是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这是绝对的公而忘私行为，杀他绝对会寒天下读书人的心。嘉靖皇帝虽然一个劲儿想弄死海瑞，但毕竟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名声，于是号召百官与海瑞当面对质，结果无一例外，全部败下阵来。

嘉靖皇帝一看没辙，只好便装打扮，亲自上阵，想着自己聪明绝顶，搞定海瑞这个榆木脑袋应该轻轻松松，却没想还是败下阵来。绝望的嘉靖皇帝只好说出了这样几个字，才成功将海瑞制服：

“海瑞，送你八个字，无父无君，无父无母。”

听到这里，海瑞才恍然大悟，赶紧朝着嘉靖的背影不停地叩拜了起来，算是服输了。

能将认死理、立志将苦行僧修炼到底的海瑞屈服，可见这绝对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君父、父母，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忠”和“孝”两大块。

即便海瑞再怎么痛恨嘉靖皇帝不理朝政、不问民间疾苦，但他绝对认嘉靖皇帝这个“君父”，或者准确地说：让他没有“君父”做依靠，将他开除出大明王朝，是对他莫大的伤害。

嘉靖皇帝口中的“君父”，说白了就是王朝中的每个人都要有组织意识、首领意识。按照韩非子为代表的激进晋法家思想，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君主的意志，一切唯首领马首是瞻；按照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国民服从君主的唯一领导必须遵行，而且还要建立相匹配的等级制度并设置相应的立法将其固化。但高高在上的君主反过来也要反哺民众，推行仁政，使得民众对君主有更多的依赖感。

这种极具依赖色彩的“君父”思想推广到民间，就是一个家族、一脉姓氏的“祖宗”。说到祖宗，可谓切中中华民族心坎里了。

世界范围内，应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将祖宗思想刻在骨子里。不仅要专门设置一个祠堂，将祖宗十八代的牌位香火不绝地供奉着，而且还要背负着“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重任。儿女长大了也不可与父母分居，否则就是不孝，这显然与西方世界中的儿女十八岁就必须独立截然相反。

也正是因为中华民族骨子里存有“君父、父母”的归属感，以及“认祖归宗”的深刻意识，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只可能将判断真理的标准留给自己的祖宗，不可能抛给了“无君无父、无父无母”的实践。也正是因为让以实践为本建立起来的科学“认祖归宗”太过难办，所以中华文明“生”不出科学这颗“金蛋”，也就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