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有网友发文表示，在南京九华山公园玄奘寺地藏殿内，最上面的一排长生牌位竟然供奉着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五名侵华日军战犯！

消息一出，引发一片哗然。 接到消息后，南京市玄武区有关部门立马展开调查。

最终结果是，一位名叫吴啊萍的90后女子因患上重度抑郁症，患病期间曾浏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遂萌发通过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

(相关资料图)

吴啊萍不仅供奉了日军战犯，同时还将一位美国人送上长生牌位。那被吴啊萍供奉的这几名日军战犯到底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这位美国人又是谁？

1937年12月12日，时任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领日寇，以重炮猛轰南京中华门。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于当晚11:20分对外发布攻陷南京的消息。

1937年12月14日，东京街头人声鼎沸，大约有数百万日本群众上街欢呼。

谷寿夫攻陷南京后，立即纵容手下对中国居民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屠杀行为共持续40多天，至少有34万中国军民惨死。

一位名叫达丁的美国记者目睹这一惨状，在他发回美国国内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南京人的尸体被日军混入沙袋中堆积起来，沿着中华门外形成了一圈6英尺（1.83米）高的小山”。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松井石根，日本前陆军大将，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甲级战犯，与谷寿夫一起炮制了南京大屠杀。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被押上绞刑台，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都是日军下级军官，随部队一起攻占南京，而后他们俩在南京城里自导自演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

野田毅使用军刀砍杀了105名中国军民，向井敏明砍杀了106人。《东京日日新闻》在报道中刊登了二人手持军刀的合影，直接将其比作“英雄”。

1948年1月28日，野田毅与向井敏明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

田中军吉与以上二人一样，皆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手持一把“助广”刀，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三百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日本投降以后，田中军吉也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总之，吴啊萍供奉的这五名日军战犯，与全中国人民都有着血海深仇，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

与这5位臭名昭著的战犯所不同的是，那位美国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惨案中，在竭尽所能地拯救中国军民，她就是明妮·魏特琳。

1886年，明妮·魏特琳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是全职主妇，加上子女众多，导致家庭条件很不好。

为缓解人口压力，父亲将12岁的魏特琳送到了邻居家生活。

魏特琳的新家条件同样不富裕，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魏特琳要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出去打零工，甚至还要帮人放牛，打扫牛圈。

18岁时，魏特琳考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用了四年时间顺利毕业。

1912年，刚毕业的魏特琳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该协会工资待遇不高，但有一项优点，就是包吃住。魏特琳正是看中了这点，才加入传教联合会。

因为魏特琳在学生时代打过各种零工，同时有一定的中文基础。1912年，她被联合会派往中国，负责在南京、合肥等地传播基督教。

来到中国后，魏特琳并没有立即投入工作，她花了两年时间先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又给自己取汉名为华群，与之熟悉的人都称呼她为“华小姐”。

1919年，魏特琳来到南京，经过两年的筹备，魏特琳建立了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金陵女子大学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30日，日军完全占领北京。1937年8月初，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上海失守后，国军向南京撤退。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进发南京。1937年12月6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重庆，美其名曰“换个地点继续战斗”。

眼看南京即将失守，西方国家驻中国大使馆向留困在南京的本国居民发出最后通知，让他们赶紧离开南京。

魏特琳收到了通知，不过她没有想着离开南京避难，反倒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把金陵女子学院作为难民安全中心，打上美国旗号，这样即使日本人胆大包天，也不敢轻易冒犯这所学校。

1937年12月1日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任约翰拉贝正式宣布，南京难民安全区正式成立，金陵女子学院赫然在列。

魏特琳其实清楚，南京已经遭遇了长达4个月的疯狂大轰炸，美国当时并未宣布参战，作为中立国居民，自己并不安全。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开始到处烧杀淫掠。许多日兵进入民宅搜查，见到女人或是就地强暴，或是拉回部队充当慰安妇，大多数遭受侵犯的中国女性当场被杀害。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所以成了日军发泄兽欲的重要目标（因为里面有很多中国女子）。

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魏特琳在日记中又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学院里的中立区标志，和日本大使馆官员写的不许日本兵进入的手令，根本无法制约这些畜生。

魏特琳曾多次制止日军暴行，大多数情况下，日军会嘿嘿一笑，退出学院。有时兴奋过头了，也用武器威胁，甚至打她。

郭歧《陷都血泪录》：“日本兽兵如果来了，要进去的话，魏特琳即不顾一切地抵抗不准进去，说理不成，有时动武，同兽兵搏斗。听说一次被日本兽兵打了几个耳光，人人为她担心，然而她始终如一地奋斗到底”。

魏特琳起初认为金陵女子学院最多能容纳3000名中国难民，由于日军疯狂地奸淫掳掠，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学校。最多时，魏特琳收留了超过1万名中国人。

1938年1月28日，日军宣布关闭南京所有的安全区，全体中国难民必须在2月4日前回到家里。魏特琳不顾日军的命令，尽自己所能让她们留下。

直到1938年5月31日，最后的6个难民营关闭，金陵女子学院仍收容着800多名妇女。这些女同胞大多上了年纪，或是与家人失散，总之没有谋生的能力。

魏特琳没有赶走她们，而是想方设法地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亲人。每天早上，魏特琳都派员工到其他难民聚集地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催促他们设法寻找。

她一直想方设法改善难民的生存环境，请来外国医生为难民看病、打预防针，为儿童弄来奶粉和鱼肝油，为难民开办学校，补习文化知识，难民们叫她“金发碧眼的观音菩萨”。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抑郁症。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返回美国治病。

或许是受到的冲击太大，即使回国接受治疗的魏特琳，病情还是未能好转。每天晚上只要一闭眼，魏特琳总是会想起她在南京看到过的日军兽行，这不仅让她无法入睡，更让魏特琳的病症愈发严重。

1941年5月14日，拯救了数万名中国人的魏特琳女性，始终无法摆脱如梦魇般的心理压力，她打开厨房的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魏特琳死后，朋友们收敛遗物时，在她的枕边发现了一张沾满泪水的金陵女子学院避难孤儿的照片。

或许在魏特琳的心里，这些中国孤儿就等同于她的亲生孩子。南京，则是她的第二故乡。

如今，魏特琳的墓位于密歇根州雪柏镇郊公墓，她的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院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墓碑顶部用隶书刻着“金陵永生”四个大字。

一方是恶魔，一方则是守护中国人的天使。吴啊萍供奉的那5名日军战犯，根本不配与魏特琳女士相提并论。

调查结果已然明了，无论吴啊萍有着怎样的理由，她做的事情实在太过分，完全突破道德伦理底线。近日吴啊萍已被刑事拘留，等待她的将是法律公正的判决，以及公众山呼海啸般的愤怒。

“吴啊萍事件”并没有完！这些天被媒体曝光的属于日本人的“夏日祭”，竟然席卷了我国20多个城市。一些中国人穿起了日本的服装，挂起日式的彩灯，开始在中国的街道载歌载舞地庆祝日本的传统节日，这难道不令人后怕吗？

从教科书到电视剧，从夏日祭到玄奘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略，已经在慢慢地破坏我们心中的防线。这桩桩件件，犹如白蚁一般，在蚕食我们的思想，瓦解我们的意志。我个人觉得，应该值得深入调查！

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铭记历史，抵制文化和精神侵略！

我们的先辈已经付出了生命替我们守住了国土，而这一次在文化和精神的阵地上，该轮到我们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