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一、明英宗朝士风之坏

(相关资料图)

关于明代士大夫阶层的风气，《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明人沈德符认为：

明代士大夫阶层风气的败坏，在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公元1436～1449年）时期开始蔓延，到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公元1465～1487年）时期已经糜烂。明英宗正统朝，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势焰熏天的时候，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人，尚要跪在地上向他禀告事情。大臣如此行事，还不如平民百姓，真是粗俗鄙陋。

根据沈德符的说法，可以明确判断的是：

按照品阶，王振高不过正四品，张辅已至从一品。以从一品而跪禀正四品，也是稀奇。有人或以“皇帝的幌子”看待此事，然而，礼法制度之下，“皇帝的幌子”也不见得就时时可以打、也不见得就处处能打得通。

不过，关于王振与张辅之间事情，正史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描述，据《明史·张辅传》记载：

王振专权擅政之时，文武大臣大都对他卑躬屈膝、望尘而拜，只有张辅与他分庭抗礼。

《明史》的这一记述，或出自《明英宗实录》。

按照《明英宗实录》记载，张辅虽出身于武将，但是，他却曾参与重大文事，故而，大约不能仅以武臣来看待他：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公元1426～1435年）朝，张辅负责监修明成祖（朱棣）永乐、明仁宗（朱高炽）洪熙两朝的实录；他每天与翰林院的儒臣们商讨订正实录的内容，处事之时，他从不偏私屈从。明英宗即位之后，要开办经筵，张辅第一个被任命为主持经筵者；同时，他仍负责明宣宗实录的监修。

后来，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下，出征瓦剌，结果兵败被俘，丧师辱国。其间，张辅跟从。明军遭围覆没，张辅也死在战阵之中。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明英宗实录》还以引用议论者言辞的方式，从侧面对张辅进行了批评：

张辅以勋戚大臣的身份，接受遗诏，辅佐皇帝，他是这样地被朝廷倚重。当初，议定出征瓦剌之时，他没有陈述形势的危险而进行谏止；后来，在战事危急之时，他又不能严厉阻止权奸王振分兵拒敌的错误指挥；所以说，张辅之死，死非其所。

根据史实、结合《明英宗实录》中的侧面批评，再来看沈德符关于张辅辈向王振跪地禀事的记载，可以说，这大约也是事出有因了。

比沈德符稍早一些的唐枢，在其《国琛集》中述及张辅与王振的关系时，说是：

当权太监王振视朝廷大臣如同自己的下属一般，他却独独礼待张辅。

唐枢的说法，虽偏向于张辅，总体而言，并未见张辅与王振之间在礼仪上有什么激烈的对抗与冲突。唐枢的言辞相对平和。

关于官员向宦官王振下跪之事，据《明外史·宦官传·王振传》记载：

当日朝廷之中，公侯勋爵都称呼王振为“翁父”。王振根据官员们所送钱财的多少，来决定对他们职位升迁的高低。工部郎中王祐（一作“佑”），因擅长谄媚而奉承王振，遂被擢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很多人的升迁，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向王振屈膝叩头。

《明史》的相关记载，与《明外史》相同。

另据清人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夏，农历四月，太监王振矫旨，以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农历十二月，太监王振矫旨，以徐晞为兵部尚书。

谷应泰在该书中也明确指出：

王佑被王振超擢，是因为“谄媚”；

徐晞受到擢升，是因为“谄”。

多年以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的举人梁斗辉在论述明代选举时，也提及徐晞，他说是：

宣德、正统年间，徐晞、况钟官至尚书、身居要职；但是，徐晞却因奴颜卑膝、被太监王振矫旨升迁，而被评论者所唾弃。

谄媚、屈膝，在正直人士看来，这是丧失尊严、丢弃脸面的事情；可是，对于奴颜婢膝者而言，这样做，他们既没有物化的损失，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权力与位阶，这未尝不是赚钱的买卖。

二、明宪宗朝士风之坏

到了明宪宗成化朝，万安为首辅，在外势压百官；万氏为贵妃，在内宠冠后宫。因为这两人的存在，当时士大夫的风气为之大坏。

万安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考中进士，也是实实在在的科举出身，最后官至首辅。

执掌内阁、权高位重，如此显赫，万安却向皇帝进呈媚药（即春药），以获取亲任。

有万安如此行事在上，便有其他官员效法于下。

当日，竟有御史倪进贤向万安奉送媚药。

据《明史·万安传》载：

起初，倪进贤也只是粗通文墨，但是，他品行不端，逢迎侍奉万安，每天就跟万安谈论房中之术。万安和倪进贤很是亲近，因而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倪进贤遂得以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任命为御史。明孝宗（朱祐樘）掌权之后，在宫中发现了一小箱子奏疏；奏疏的内容，全都是讲论房中之术；奏疏的末尾，写着“臣安进”。于是，朱祐樘让太监怀恩拿着奏疏，到内阁去找万安，斥责他道：

“这是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

万安为之羞愧、汗流浃背，伏在地上，不能出声。

关于此事，可议者如下：

（一）新旧权力交替之际，安插自己的势力自是常事，谁能说，这里面确实没有权力斗争的痕迹？

（二）便是万安行为不端，先皇对奏折受之不却，而且奏折有一小箱之多。试问：揭露万安，难道不会伤及先帝的脸面？

（三）万安所为，难道不是为了投先皇之所好？

关于万安与倪进贤之间的事体，更有不堪视听者。

据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谄佞一辙》记载：

大学士万安阴痿，倪进贤用药水帮他清洗。因此，倪进贤得以除授庶吉士、任职为御史，时人目其为“洗鸟御史”。

徐应秋，生卒年不详，确知其为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

徐应秋所载万安与倪进贤之事，或出于陆容。

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述及：

近一时期，有一位进士，平常出入于阁老万公之门，得以改作翰林庶吉士。万公患有阴痿之疾，这位庶吉士自誉擅长医术，准备了药水，亲自为他清洗。因此，这位庶吉士得以升任御史，当时人语其为“洗鸟御史”。

陆容，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卒于明孝宗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他是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进士。陆容与万安同时代，他对相关事体的描述，相对谨慎：对于那位御史，他没有直书其名；猜想，或是出于畏惧、或是出于宽容。

从陆容中进士到徐应秋中进士，中间相隔整整150年，那位御史名姓的坐实，未知所据。

因为有类似以上的种种事体，以至于都御史李实［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进士有李实者，官至右都御史，未知是否即此人］、给事中张善，全都因为进献房中秘方，得以从免职状态而恢复官位。

李实之事，暂无资料可证。

张善之事，似乎也无资料可证。

不过，《明史》、明人张吉《古城集》、《明外史》皆有“张善吉”者，事与“张善”同，未知是否同为一人？

据《明史·佞幸传·常恩传》载：

兵科左给事中张善吉被谪官，他借助秘术干谒宦官高英，得以被皇帝召见，因而自陈，乞请恢复给事中一职，士大夫评论，以之为耻。

明人张吉《古城集》卷一《星变求言疏》云：

凡是因为上书进谏、论议政事而失去职位者，不可不恢复他们的官职。至于像张善吉、李孜省、继晓之流，不能不治他们的罪。像继晓、李孜省这样的人，实在不值得一提。张善吉就不一样了，他原本出身明经、担任谏官之职，因未尽职守而被贬斥；按照他的本分来说，这是非常恰当的处分。作为张善吉本人，他正应当借此来反思自己的浅薄低劣、反思自己的无补于圣明、守身求退就可以了。谁知他却哀诉乞怜，错谬地继续担任原来的职位。这样做人，还可以指望他拾遗补阙、还可以指望他匡正君心吗？微臣认为，张善吉不罢除官职，最终将无法激励廉洁知耻的士人、最终将无法引来忠心规劝的谏言，乞请惩处他的罪行，将他放归田里，以此来抑制贪冒无耻的风气。

张吉之言，乃是其上疏中的文字，是非常严谨、十分可靠的。张吉生于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卒于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他于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考中进士。

《明外史·汪奎传》载：

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因为星变，汪奎携同僚上陈十事，其中言及：给事张善吉先前获罪谪官；考绩到达京师之后，他日夜乞怜，得以除授这一职位；这极大地玷污了清贵的官班，应当将其罢黜。

御史、都御史、给事中，这些官员都是负责谏诤、风纪的，他们却争相谈论淫亵之事，一时风尚，由此可知。

又如御史戴缙，他第一个上疏推荐明宪宗成化朝太监汪直，说是汪直公正忠诚，请朝廷复开西厂。因为这样，戴缙跃升为佥都御史、直至升任南京工部尚书。

相关事体，《明史·宦官传·汪直传》、《明外史·宦官传·汪直传》均有相关记载，说是：

戴缙九年任期届满，无法得以升迁，遂心怀不满。他窥探皇帝的意旨，上疏极口称赞汪直之功。

另据《明外史·李裕传》载：

戴缙上疏之前，先将草稿拿给宦官汪直看过。汪直深为感激，遂暗示吏部超级提升戴缙。汪直势衰，戴缙被言官交相弹劾，被贬斥为平民。

沈德符说是，如此看来，戴缙罪责，更在王越、陈钺之上了。

王越，文武双全，明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进士，授职御史；明英宗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擢升右副都御史；后因战功，积官至兵部尚书；因为急于功名，先依附宦官汪直、后结交宦官李广，因为这样，士大夫的舆论对他都很轻视。

陈钺，明英宗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进士，授职御史，历官右副都御史，谄媚趋附宦官汪直而升任兵部尚书。当日，陈钺为迎接汪直，曾身着戎服、俯伏道左，并为汪直扫除道路、装饰厨房、供帐鲜丽。陈钺后被其嫂赴京告发，下入大狱，革职，卒。

三、明武宗朝士风之坏

到明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年）初期，权宦刘瑾主事，前后担任礼部尚书的焦芳［明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进士］、张彩［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为其党羽。

另外，兵科给事中屈铨［弘治朝进士］、国子监祭酒王云凤［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进士］，皆上请朝廷，将刘瑾所新推行的事例，刻印成书籍，遍告天下，以流传万世。

沈德符认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让人呕吐。

再后来，兵部尚书王琼［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进士］头戴罛刺（待考）、身穿便服，暗中潜入豹房（明武宗在宫禁中建造的淫乐场所），与朱厚照通宵放纵饮酒。

原来担任礼部主事的杨循吉［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进士］，以伶人臧贤推荐，在金陵行在侍奉朱厚照，应制撰写杂剧词曲，以至于与众优并列。《明史·文苑传二·杨循吉传》述及此事时，说是：明武宗将杨循吉当作俳优一样留在身边，不授予他官职；杨循吉以此为耻，九个月之后便告辞归去；后朱厚照又征召杨循吉至京师，到京之后，正赶上朱厚照驾崩，杨循吉便返还。

通政张龙［成化十五年（公元1520年）进士］因为霸占民妇章氏事发，遂投靠在朱厚照义子、锦衣卫指挥使、执掌南镇抚司钱宁的门下，因此而假借钱宁之名，要挟骗取财物，最终被定罪处斩。据《明史·阉党传·张龙传》载，张龙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皆贪婪凶残，天下目之为“四害”。

沈德符以为，这些人如此行事，朝廷官员的体统脸面真是要消灭净尽了。

四、明世宗朝士风之坏

至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公元1522～1566年）初期，士大夫都还崇尚名节；自从大礼议开始，士大夫低头献媚；于是，户部给事中陈洸［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吏部主事丰坊［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进士］这样的人便出现了。

关于陈洸，《明外史·叶应骢传》、《明史·夏良胜传》皆载：陈洸附会张璁（即孚敬），献媚支持皇帝关于大礼的意见，极力诋毁并排挤夏良胜、叶应璁等人，致使他们被贬谪。

关于丰坊，据《明史·丰熙传（附子坊）》、《明外史·丰熙传》载：吏部主事（一作礼部主事）丰坊，先随其父争大礼，被下入大狱，曾受廷杖之罚，遂被贬黜；后竟背弃先志，身赴京师，上疏朱厚熜，建议造明堂、为朱厚熜之亲加庙号称宗，时人均厌恶其背叛父亲。

后来，等到朱厚熜修道之事兴起，小人们又假托擅长方技以图宠信，当日，如顾可学［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进士］、盛端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进士］、朱隆禧［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等人，皆以炼药而贵显。朱隆禧又自进太极衣，为朱厚熜所宠爱；其实，他所呈进的，就是房中术。

关于顾可学，据《明史·何维柏传》载：嘉靖二十四年农历五月，何维柏上疏弹劾严嵩奸恶贪贿，其中还言及严嵩进呈顾可学、盛端明调和的方药，奸邪谄媚以邀恩宠。

另据《明史·佞幸传·顾可学传》载：在窥知朱厚熜喜好长生之术后，顾可学便重贿严嵩，自称能够将童男童女的尿液炼成秋石，服用之后，可以益寿延年。严嵩便向朱厚熜进言，朝廷便派遣使者携带金币前往顾可学家中进行赏赐。受赏之后，顾可学赴朝谢恩，朱厚熜将他任命为右通政。

关于盛端明，据《明史·佞幸传·盛端明传》载：盛端明自言通晓药石，他炼制的药石，服用之后可以长生不死；由陶仲文引进，严嵩也将他当作左右之人，遂被征召为礼部右侍郎。

明穆宗（朱载坖，一作朱载垕）隆庆（公元1567～1572年）初期，顾可学、盛端明全被褫官夺谥。

关于朱隆禧，据《明史·佞幸传·朱隆禧传》载：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朱隆禧请陶仲文代他向朱厚熜进呈其所传的长生秘术及所制的香衲。朱厚熜为之龙颜大悦，赏赐白金、飞鱼服等到朱隆禧家中。

原任吏部主事史际［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进士］设坛祝祷皇帝长寿，遂进升为尚宝少卿。

工部尚书赵文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向朱厚熜进呈百花仙酒，却独因触忤首辅严嵩而败落。

关于赵文华，据《明史·佞幸传·赵文华传》载：赵文华想要自己攀附朱厚熜，乃悄悄进呈百花仙酒，还欺骗皇帝说：臣师严嵩因为服用百花仙酒才长寿。朱厚熜喝完之后，觉得这个百花仙酒很甜美，于是，下发手诏，向严嵩询问此事。对此，严嵩很是吃惊：赵文华怎么可以这样？于是，严嵩宛转上奏：臣生平从不近药饵，臣也不知道，为何年岁会这样。严嵩之所以如此，全是因为他痛恨赵文华没有先向自己禀白。严嵩还将赵文华召唤到自己当值的地方，对他进行责骂。赵文华跪地哭泣，久久不敢起身。

当时大臣献瑞者，尤其不可胜纪：如巡抚都御史汪鋐［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进士］首个进献甘露，接着便有督抚吴山［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进士］、李遂［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进士］、胡宗宪［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等人，先后进献白鹊、白兔、白鹿、白龟等物。

关于汪鋐，据《明史·赵时春传》载：嘉靖九年（1528年）农历七月，兵部主事赵时春上疏：“盖自灵宝知县言河清受赏，都御史汪鋐继进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赞、训导范仲斌进瑞麦，指挥张楫进嘉禾，鋐及御史杨东又进盐华，礼部尚书李时再请表贺。仲斌等不足道，鋐、赞司风纪，时典三礼，乃罔上欺君，坏风伤政。”

关于吴山，据《明史·世宗纪一》载：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春，正月初三日“河南巡抚都御史吴山献白鹿”。

关于李遂，据《明史·李遂传》载：“然亦善逢迎。帝将重建三殿，遂奏五河县泗水中涌大杉一……又进白兔”。

关于胡宗宪，据《明史·胡宗宪传》载：“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未几，复以白鹿献。帝益大喜”、“复献白龟二、五色芝五”。

其他还有甘愿充当权门义子者，如鄢懋卿［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进士］、赵文华等人，实不足道；如光禄寺少卿白启常［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进士］至于以粉墨涂面，博取严世蕃欢笑。

翰林修撰唐汝楫［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状元］、翰林检讨梁绍儒［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进士］皆依附严嵩、往来勾结，先后被弹劾斥逐。

五、明神宗朝士风之坏

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万历十年（公元1581年）之间，内阁首辅江陵张居正卧病于府第之中，朝廷的大小臣工，没有谁不公开设坛祭神或私下设坛祭神，竭诚进行祈祷。御史朱琏不顾暑月天气，马上头顶香炉，暴晒于烈日之中，巡行畿内，祷告祈福、持斋吃素；办事的小吏误进荤酒，还被他鞭笞。等到张居正去世后，情势才逐渐改变。据《明史·丘蕣传》载，朱琏还曾拜宦官冯保为父。

有一名御史，在王篆幕下，有一次，他心跳得厉害，向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乞求哀悯、长跪于地、泣泗交流。不过，这位后来也不免被褫职贬斥。

六、结语

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顾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一节中，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现将原文摘录如下，作为本文结语：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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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2．《明史》

3．《明外史》

4．《明英宗实录》

5．明·唐枢《国琛集》

6．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

7．明·张吉《古城集》

8．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9．清·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

10．清·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

11．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

12．《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