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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年(1132)八月二十七日，秦桧罢相，九月八日，进朱胜非为右相。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朱胜非是靠着吕颐浩的力量再登相位的，凡事附议，绝不自作主张，军政大权实际都在吕颐浩一人手中。吕颐浩在秉政期间，从主观上说，他是想建树功业的，“屡请因夏举兵北向，以复中原”，结果一无所成。

1、吕颐浩的北伐

吕颐浩认为“举兵北向,以复中原”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军事力量已经逐渐恢复,除川陕不算,也有十六七万军队了;

二是内乱已基本平定,可以集中力量对外;

三是现在的军队士气已不同于与金兵初交手的时候,张俊、韩世忠等人的几次胜利,说明金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四是金人扶持的刘豫是不能立国的无能之辈，而据宇文虚中密报金人“魔力已衰”，看样子金人是受到内部不安定因素的牵制。

这个建议颇能引人入胜，鼓舞人心，但都是从积极方面考虑的，不利的因素没有考虑进去。

多数人支持北伐,唯独礼部尚书洪拟说:

国势强则战,将士勇则战,财用足则战,我为主彼为客则战。

陛下前年幸会稽,今年幸临安,兴王之居未定,如唐肃宗之在关中,光武之在河内也;又迩者诸将虽有邀击小胜,未见雷合电发,以取大捷;又江浙农耕未尽复,淮甸盐英未尽通,平日廪给尚艰,缓急将何以济。

又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使千里出战,则彼逸我劳,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战也。

这完全是从消极方面考虑问题。

在非常时期,没有非常的举措,要想做成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如果如洪拟所言,要等国势强、将士勇、财用足、我为主,这四个条件都具备,才去讨论北伐恢复的事,古往今来还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吗?

高宗恰恰被这四个条件吓住了,本来被吕颐浩激起的热情,一下子冷却了。

原来信誓旦旦地要“抚师江上”,这时也不提了。绍兴三年二月,襄阳镇抚使李横自请进攻伪齐,收复旧京。嚷嚷一阵,打了一点小仗,俘获二十几个金兵,到三月底便偃旗息鼓,还军汝州。

2、吕颐浩的罢相

吕颐浩的兴师北伐建议得不到积极的支持和响应，除了高宗态度消极之外，还与吕颐浩自身不能容物有很大关系。

他对当时一些积极主战而又有声望的士大夫，几乎都采取排斥的态度。

比如，李纲一生以抗战恢复为己任，很有人望。吕颐浩就担心他再次出任宰相。秦桧罢相之后，江东安抚大使李光和胡安国一样，推荐李纲，而且“含愤兴讼”，致书吕颐浩，称“李纲凛凛有大节，四裔畏服”。吕颐浩知道高宗不喜欢李纲，便将这话告知高宗。

于是，十二月八日罢去李纲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提举西京崇福宫。而李光早于九月二十九日已经罢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提举台州崇道观。

李纲到湖南的时候，“荆湖江湘之间，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不可胜计，多者数万人，纲悉荡平之”。

他还上疏说：

“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

可惜这个计划没等到实行，他就被罢官了。

吕颐浩再相两年，因为难题太多，反对派设置的和他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障碍太多，内修外攘都不能尽如人意，高宗对他也失去兴趣。

绍兴三年九月初，因“天象示变”，苏、湖地震，泉州大水不上闻，台谏交章论其罪。侍御史辛丙说他“不忠不恭，败坏法度”，“大臣无畏天之心，何事不可为？”吕颐浩引疾求去。

九月七日，吕颐浩罢相，提举临安洞霄宫。

吕颐浩在政治斗争中虽然挫败了“专主和议”的秦桧，却没能战胜自我。

他不仅不能把主战的士大夫团结起来，相反他两个拳头出击，在打击秦桧的同时，又排斥那些被认为可能威胁他的地位的人，在主战派内部制造分裂，使政局复杂化。

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种悲剧并没有随着吕颐浩的下台而结束，相反还在继续地发展着。

吕颐浩下台，朱胜非以尚书右仆射维持了一段时间“看守内阁”，没有任何重大举措。绍兴四年(1134)九月，知枢密院事赵鼎继任右仆射，主战派内部的斗争更趋复杂化。

赵鼎字元镇，解州闻喜人。靖康末，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他与张浚、胡寅逃匿太学，不书议状，为时人所重。建炎中，以张浚荐，除司勋员外郎，继入台谏，至御史中丞。建炎四年三月，韩世忠扼完颜宗弼军于金山，时任宰相的吕颐浩请高宗下诏御驾亲征，赵鼎认为是轻举妄动，坚决反对。吕颐浩以为异己，改任他为翰林学士，又改任吏部尚书，他都拒不接受，十几次上章，劾罢吕颐浩。

韩世忠请求援兵，朝廷却在政治纷争中虚耗了时间,没能发兵,终因众寡悬殊,让完颜宗弼的军队逃脱了。在这件事上,吕颐浩作为宰相,确实有排斥异己的问题,但赵鼎不顾大局,纠缠不休,以至延误战机,也是难辞其咎的。范宗尹为相,除辛企宗为节度使,赵鼎以为辛企宗无军功,不宜授此职衔,以忤旨奉祠,起知平江,改建康、洪州。

绍兴三年九月,吕颐浩再罢相,赵鼎召为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他一上任,就反吕颐浩“专横”的作风,同情被吕颐浩排斥的士大夫。

为此，曾被吕颐浩视作秦桧同党斥逐的知名人士，一个个又被重新起用。这些人对吕颐浩有旧怨，而对没有充分暴露真面目的秦桧是心存好感和同情的，这无形中造成了秦桧复出的有利条件。

3、高宗的战与和

至于高宗，虽然口口声声要开创中兴大业，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只要一有机会，就想侥幸求和。绍兴四年九月，遣魏良臣、王绘使金，高宗面谕：

“卿等此行，不须与金人计较语言，卑词厚礼，朕所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

可是,正在这时,金人和伪齐又大举南侵,骑兵由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高邮),来势汹汹。消息传来,举朝震恐,若非时知枢密院事的赵鼎劝阻,高宗又准备遣散百司,逃离临安了。

在赵鼎的坚持下,高宗才壮着胆子说:

“朕为二圣在远,生灵久擢涂炭,屈己请和。而金复肆侵凌。朕当亲统六军,往临大江,决于一战。”

这一举措,也真鼓舞了前线将士,打了不少胜仗。可是,他只到了平江,便滞留不进。在平江一个多月,等金人和伪齐的军一退出淮南,他于绍兴五年正月,又回临安,还是寄希望于与金人讲和,因此,对于“首建和议”的秦桧,当然是不能忘怀的。

再从金人方面说,他们既然有意纵秦桧南归,就不会不关心秦桧的处境。绍兴四年,魏良臣、王绘出使金国军前,金人与他们的接谈中,表示出对秦桧少有的关注。结伴官萧揭录问魏、王:“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北军中,煞是好人。”

左副元帅完颜昌在大仪镇吃了韩世忠的苦头,当着魏、王威胁说:你们一面遣使讲和,一面又派兵抵抗,是为“将臣所误”,如果真打起来,你们只会落得靖康间姚平仲劫寨的下场。并且强调:“本朝(指金)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

这无疑是暗示秦桧同他们的关系非比一般,如果用秦桧秉政,两国易于沟通,和议才有希望。完颜昌是金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有心求和的高宗,当然会考量出这些话的含义和分量。

至此,秦桧重返政治舞台,已是呼之欲出了。

4、秦桧的“求和”奏章

绍兴二年,秦桧罢相之后,退居温州,除了交接温州士人,偶与故旧通书问外,基本上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

他在一封给胡安国的信中说:

“去国之日，议论可骇，到今未敢轻动。”

大体上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吕颐浩、朱胜非去位，赵鼎一上台，当初被吕颐浩当作秦桧同党的人纷纷复官，他便开始活动了。

绍兴五年二月，秦桧复资政殿大学士。闰二月，他上了一封奏札，建议“金人便于矢弓，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目的是引起皇帝的注意。

果然，高宗称赞秦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

三月，朝廷有诏问不在位的宰执们战守方略，吕颐浩、朱胜非、李纲、王绹、张守、李邴、翟汝文、韩肖胄、汪伯彦等人均有奏呈，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主张用兵。

素桧却上了一道求和的奏疏，基本论点是金人强大，不能抵抗；刘豫是叛臣，可以讨伐。

但讨伐叛臣，必须安慰好强敌。

他首先批评朝廷以往的失策有二：

一失之于“过怯”，不敢对金人晓以“正理”，不该给金人的也答应给金人了；

二失之于“虚张”。他以为主战派坚持抗金，是自不量力，虚张声势，掠取美名。讲“过怯”，目的是为了引出“虚张”。

刘豫自被金人立为伪齐皇帝之后，南宋主战派讲抗金，就是把金人和刘豫作为同一个打击对象的，讲抗金必然要讨伐刘豫，讲讨伐刘豫就等于说抗金。秦桧认为这样做，就是虚张声势，自取灭亡的。

为今之计，应该把金人和刘豫分开，安慰好金人，讨伐刘豫。怎样安慰金人呢？那就是不必“过怯”，晓以“正理”。

他列举两个例子，一是他刚回朝廷，曾建议刘光世通书完颜昌，晓以“得地则归豫，失好则在金”的利害关系，完颜昌退兵了；二是建议释放俘虏高益恭（秦桧说高是“因海舟擒汉儿”，实为自金带回的亲信)，令其携书归金，重申前意，并指出金国不当扣押宋之使臣。

高返金后，果有一二使臣放回。这证明金人还是能听得进“正理”的。这完全是强词夺理，玩弄文字游戏。金人扶持的刘豫政权，名为“大齐”，实际是为金人守土的藩国，讨伐刘豫就是侵犯了金国的利益，金国岂能坐视不理。谁又能把这两者分开呢？既然分不开，说讨伐刘豫不也是一句空话！其实，秦桧的深层意思，就是不要得罪金人，把议和的路子堵死了。

不过，也不要小视秦桧这封奏札所传递的信息。金人自秦桧南归之后，开始对南宋实行诱降的政策。

而主持东南军政事务的完颜昌是倾向于诱降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和秦桧有着很深的关系。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秦桧在离金之前，是与完颜昌达成了某种默契的。

金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立刘豫为伪齐皇帝，是完颜昌的主张；天会十五年（南宋绍兴七年）取消伪齐，废刘豫为蜀王，使金国与南宋直接发生关系，也是完颜昌的主张。

绍兴八年，秦桧再度入相，力主和议，派王伦请归河南陕西地，完颜昌力排众议，接受了宋使的要求，使秦桧有机会打败主战派，单独秉政18年，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5、赵鼎与张浚的嫌隙

绍兴四年九月，金人、伪齐大举南侵，形势十分紧张。大有不灭南宋,誓不罢休的决心。面对如此情势,南宋朝中许多人主张退避,但时任知枢密院事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的赵鼎力主抗战,认为“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力请高宗御驾亲征。

高宗接受了赵鼎的意见,并于九月二十七日,任命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对他说:“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与他负许大事。”

建炎三年，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川陕，因富平之战失败，于绍兴四年初获罪罢官，谪居福州。赵鼎力荐张浚，说“浚可当大事，顾今执政无如浚者。陛下若不终弃，必于此时用之。”

高宗开始有些犹豫，只复张浚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浚入见，请遣岳飞渡江入淮西，牵制淮东的金兵，高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征求赵鼎意见：“浚方略如何？”

赵鼎说：“浚既锐于功名，而得众心，可以独任。”

于是，十一月十四日又进张浚知枢密院事，专治军旅，督师江上。完颜宗弼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相顾失色，不敢再战。两军相拒了一段时间，金以雨雪不通粮道，军中乏食，恐生兵变；又闻金主完颜晟病重，恐生内变，便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退师。

也就在这年正月，金太宗卒，其长孙完颜亶新立，内部不稳定，无暇南顾，南宋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绍兴五年二月，赵鼎进为左仆射，张浚进为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军马。

高宗专任张浚治理边事，而赵鼎则主持政务和进退人才。张浚、赵鼎两人，早年关系十分亲密。张浚早进，曾数荐赵鼎；而此次张浚的起用，则得力于赵鼎。所以，开头一段，他们合作得很好。赵鼎内修政务，张浚经理边防，两方面都很有起色。

绍兴六年(1136)二月，张浚调整军事部署，从整体上呈进攻态势。

命京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高邮）、楚，以图淮阳：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江东宣抚使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领中军为后翼；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屯襄阳，以图中原。一时国威大振，出现了靖康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

高宗这时特别看重张浚，亲书《裴度传》以赐，俨然把宋室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张浚身上。然而，就在这时，赵鼎和张浚在战守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年六月，张浚自都督行府奏请高宗于秋冬临幸建康，抚三军而图恢复。

这是从抗金恢复的总体战略上考虑的,与李纲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一正确的主张，作为首相的赵鼎，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

八月，视师江上的张浚回到临安，“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而“朝论”仍持否定态度。这当然包括赵鼎的意见。但这时，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三大帅的军队根据张浚的部署已经移屯，岳飞也派兵深入敌占区作战，在蔡州还焚毁了敌人的粮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眉州布衣帅维藩又上中兴十策，请车驾视师，高宗批下廷臣讨论，张浚以为可用；加上前线传来谍报，知刘豫有南窥之意。

几种因素凑在一起，赵鼎别无选择，这才同意高宗进幸平江。

刘豫听说高宗亲征,请求金人出兵。完颜直新立,不敢轻举妄动,召集将相们讨论。但是金人决定不出兵,听刘豫自行处置,只派完颜宗弼提兵黎阳(河南浚县)坐观成败。

刘豫只得孤注一掷,倾巢出动。九月,集结三十万乡兵,号称七十万,分三路南侵，但是刘豫的这次进攻很快被粉碎了。这一仗,缴获的船只数百艘,车数千辆,器甲、金帛、钱米、交钞、告敕等军需物品,不计其数。这是靖康以来南宋军队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这场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是在张浚力挽狂澜的情势下取得的,如果没有刘光世的退却,赵鼎、折彦质的干扰,很可能取得更大的战果。正因为如此,张浚与赵鼎的政治联盟,由此产生裂痕,很快地土崩瓦解了。

6、张浚的昏招

张浚与赵鼎的矛盾,直接的表现是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态度,而实际上却是两人内心深处各有打算的反映。两人都有抗金恢复的愿望,但都希望功成在己,而不是别人。

绍兴四年,金人、伪齐合兵来犯,赵鼎临危受命,出任右相,冒险地劝高宗御驾亲征,颇有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气概。后来接受喻樗的建议,力荐张浚,动机是希望张浚协助自己成就功业。万一不能成功,也可以分担一部分责任。

未料高宗却任用张浚专治军旅,赵鼎虽居中总政,但张浚主持的都督行府的事往往成为朝廷关注的中心,因而当时有“三省枢密奉行行府文书”的讥讽。

形成这种喧宾夺主的态势,不能不引起他这位首相的不快。所以,这次张浚劝高宗进幸建康,他一反常态,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又设置障碍,干扰张浚的作战部署,理所当然地引起张浚的不满。

从张浚这方面说,他久治军旅,在川陕期间拥有“权宜黜陟”的权力,发号施令,雷厉风行,是不惯受制于人的。

这次一上任,就以抗金恢复,舍我其谁的姿态出现,当暑行边,不畏艰苦。进位右相后,根本没有想到要襄助赵鼎成就事业,相反却希望赵鼎服从他的战略部署,帮助自己成就功业,因而召来了赵鼎的不满,以至两人发生龃龉，导致后来的决裂。

可是关键时刻，张浚却推荐秦桧，毋庸讳言，是要用秦桧挤兑赵鼎。岂料，这一念之差，却俦成了张浚终生的最大错误。

在张浚与赵鼎难解难分的时候，台谏们闻风上章。倾向于张浚的左司谏陈公辅与右司谏王缙上章弹劾赵鼎与折彦质。十二月五日，王缙入对，论折彦质的罪过，说折彦质“于敌马南向之时，倡为抽军退保之计，上则几误国事，下则离间君臣。”说的是折彦质，而矛头所向却是赵鼎。赵鼎再也没有留下的余地了。

十二月一日，有诏“秦桧即赴行在所奏事”，十二月九日，赵鼎罢相，出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次年正月，秦桧即进为枢密使。经过三年多时间苦苦的等待，秦桧终于在赵、张联盟的解体后再度进入执政行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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