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朝的军力，如果只对付农民军、或者只对付后金，都没有太大问题。

可惜明朝，不仅要应对罕见的天灾，还要两线作战，既不能做到攘外，也无法完成安内。

后金和农民军形成了事实上的互相配合关系。

【资料图】

李自成每到最艰苦的时候，后金总会及时出击。明朝军队只好分兵去应付后金。农民军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对付后金，明朝有时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投降。比如，张献忠以善变著称,在他整个造反生涯中,多次投降朝廷,又多次反叛，他前后向明朝投降，多达十几次，有时甚至投降了十几天后就再次反叛。据《明朝那些事》中描述：

“张献忠诈降次数之多、诈降之频繁实在已到达了滑稽的、离奇的地步。”

另一方面，明军每一次集中主力击败后金，还没有来得及巩固战果，就会后院起火，农民军四处侵扰，明军只好回兵，来剿灭“流寇”。这就使后金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时间不长又会卷土重来。

但崇祯皇帝却绝不愿意和后金和谈，他把与后金和谈看成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耻辱。谁要敢提这个话题，就是卖国。

明朝末年，崇祯是否有可能避免亡国呢？我在之前曾经详细分析过：“攘外必先安内”，这可能是崇祯皇帝唯一可行的办法。

面对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这种十分险恶的趋势，必须能够争取短暂的外部和平，放低身段与后金谈判，不惜暂时给后金一定的好处，甚至不惜做出重大让步，求得与后金的暂时相安无事。

大刀阔斧地进行官场改革，镇压一批朝廷上的政治老流氓，大力提拔年轻干部，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先集中精力解决农民军问题，关键是要想方设法给参加造反的老百姓留一条活路，尽快使国内稳定下来。

等到国内一旦稳定，国力有所回升。再集中精力使用、提拔年轻将领去攻打后金。后金之前得到的好处，不仅全部要让它吐出来，还要把它打残，一举解决边患问题。

但明朝末年，万历三大征，使国力消耗殆尽。再加上严重的天灾，百姓民不聊生，只好揭竿而起。朝廷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组织能力，官员大面积、系统性腐败，国内经济频临崩溃。即便如此，朝廷仍不愿放下身段，和后金谈判。

虽然国内十分困难，但如果没有外患，明朝军队彻底消灭农民军，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后金抓住了机会，不断侵扰，消耗明朝实力。他们虽然和农民军并没有约定战略配合，但他们和农民军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互相配合关系。

明军好几次几乎就要将农民军全部剿灭了，此时总有后金大军及时骚扰，从而让农民军的队伍再次壮大。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李自成逼死了崇祯皇帝，从而使他立即成为明朝残余势力的绝对痛恨对象。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如果他能笼络住大多数的明朝旧部官僚， 为其所用，让这些明朝旧官僚去安稳人心，是有可能稳定局势的。

其实在当时，已经有很多明朝的大臣，准备投奔新的主子了。

但李自成不善于搞统战。他率军进入京城之后，其部将刘宗敏大肆拷掠明朝官员，将数百名明朝官员关押起来，严刑拷打，让他们按照官职大小交钱。据《明史 卷二百五十三》记载：

至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贡、瑜并被执，幽刘宗敏所。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

吴三桂手上拥有明朝军队的精锐，本来是可以通过统战工作予以争取的力量。但最后李自成却和吴三桂大打出手，使后金坐收渔翁之利。

明朝一亡，后金和农民军之间再也不存在战略上的默契配合的问题。李自成成了后金和明朝残余势力共同打击的对象。

满清入关后，清朝一直标榜：

“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于明，且为明报君父之仇，自古取天下之正，未有如此者”。

加上一帮投降汉官的配合，不少明朝旧部被迷惑了。连吴三桂都幻想利用后金的力量，去消灭李自成。

清朝入关，很好地利用了汉族内部的民族矛盾，转移明朝旧部对满清的仇恨，使李自成成为明朝旧部最痛恨的对象。

不少明朝旧部和吴三桂一样，幻想利用后金的军力去消灭“流寇”。一些明朝的旧臣，就在这种心态下投降了清朝，充当了打击农民军的急先锋。

因此，明朝灭亡后，李自成处于明朝旧部和后金的双重打击之下，完全失去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