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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荒古到西汉时代，有记载的隐士是不多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这引起了许多官僚与士人的不满，不少人纷纷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所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很自然地就做起了“举逸民”的工作（隐士也叫逸民）。集前一个王朝的反对派来为自己服务，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从国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优礼隐士的开端。

但东汉王朝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东汉后期开始，脱离官场，与现实政治对立的隐士又多起来了。东汉后期，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禁锢，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同时，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大肆泛滥起来。接着又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倾向：一是颓废没落，沉湎于酒色荒淫；二是服食炼丹，幻想着飞举成仙；三是脱离人世，钻入深山野洞去当隐士。只要读一读汉末的乐府与文人五言诗，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几种倾向。

从这时开始，中国隐士的历史逐渐进入了黄金时代。不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当隐士，而且即使是现任的政府官僚们也总爱以“隐士”相标榜。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大事不表态，不关心。

这种行为如果在先秦、在汉代，会被人骂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晋或魏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却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汉魏之交、魏晋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开的，当时许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杨修、祢衡等，都是死在了政治斗争旋涡中。为了躲避这种迫害，有些人躲进深山去当隐士，如孙登、董京等；但也有许多人离不开官场，于是便整天喝酒、吃药、谈玄，反正不谈论国事，这种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而能够“隐于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隐”。

随着隐士队伍的急剧增加和隐士标准的大幅度降低，滥竿充数的假隐士也日益多了起来。例如东晋膘骑大将军何充的弟弟何准，生于大官宦之家，却一心要当隐士。有人劝他出去做官，他说：“我现在没有出去做官，我的名望就比我做官的哥哥差了吗？”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待隐士的政策也有了新的特点，这就是不分真假，不分在野或在朝的隐士，一律给以褒奖，给以优待。晋朝如此，再往后的刘宋、南齐以及梁、陈莫不如此。统治者们对隐士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开明”？其一是他们看到了这时的“隐士”与朝廷对抗的已经越来越少，这些人对朝廷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危害。其二，这些人标榜不想做官，不争名夺利，统治者表彰这种人，这对于朝廷里那些贪婪的野心家不也是一种讽刺？其三，这些人不仅不再与朝廷对立，反而为朝廷歌功颂德，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起着一种非统治者的统治作用。

中国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时期是在唐代和宋代。孙思邈先后受过唐太宗、唐高宗的召见、馈赠；田游岩曾接待过唐高宗的亲自登门拜访。宋代的隐士陈抟，人们明明知道他“无他术”，但宋太宗仍“待之甚厚”，赏赐有加。

也正因为唐、宋时代的皇帝们特别尊礼隐士，所以在唐代也就特别兴起了一股走“终南捷径”的风气。终南山历来是个隐士、“神仙”出没的地方，一些人本来是一脑门子想要挤入官场的，但由于通过考科举的道路太艰难，而且也太缓慢；而如果当隐士出了名，直接受到皇帝的召见，那不就快得多、省事得多了么？这种人在唐朝曾风盛一时。

到了元、明、清时代，隐士就再没有唐、宋的隐士那么幸运了。明朝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大概是最不讲尊崇隐士的，明朝初年曾颁布过惩治士人不为朝廷服务的法令。“寰中士大夫，凡不为君用者，其罪皆至抄扎。”这在中国的古代史上实在是耸人听闻的。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的隐士》（作者韩兆琦），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