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62岁那年，曾巩给老乡写了一封短信，虽然只有124字，却因为他的地位与书法特色，流传千秋，不觉之间，笔端散出的水墨竟然在一瞬之间偶成了难以朽坏的经典。书法之妙，中文之美，在曾巩的笔下一时之间，雍容大气，行云流水；妙手偶得，光昌流利。

时光回溯到2016年5月，曾巩《局事帖》被放上拍卖台，最终以2.07亿元的成交价收入。该贴全文仅有124字，堪称字字价值千金。中国文化的顶级创作者，大概都有一种宿命，生前随意写就的东西，在当时并未如何如何，有的人甚至终身潦倒困苦，然而一旦在历史的时光推动后，陡然将他们的作品推向无以复加的珍稀位置，这对于古人来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

(资料图片)

价值连城的《局势贴》

作为曾巩三年未见的朋友，由于宦海浮沉，在这时期他的心态已经再无波澜，曾经的所有激昂与跌宕最终沉淀成笔墨里的温厚话语。尽管还未能告老还乡，在荒僻的地方担任官吏，曾巩却早已厌倦这些年复一日的轮转。写信的时候，曾巩一直在等新任官员来接替他，以此好让他回到故都。在河北担任许多地方官，62岁却只是一个知州，曾巩的仕途确实没有任何波澜壮阔。虽然不久他回京任职，却在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曾巩的科举之路可以窥视宋代怎样的背景？

曾巩出身非常好，算得上是高贵门第，他的父亲是仁宗时期的进士，后来做到节度推官。母亲同样也是大家闺秀，与王安石是亲属。因此，曾巩从小便受到了较为规范的传统教育。

北宋科举

“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做《六论》，援笔而成，辞甚壮。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命运仿佛对曾巩太慷慨了，在此后的科举之路异常顺遂，如同一帆轻舟，在平静的水面上，越过了重重叠嶂的青山。

在宋代，科举是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才途径，只要身体没有严重缺陷都可以应试，并且国家还会给他们一些补贴，“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公家。”因此在比唐代科举的人数录取比例下，宋代翻了十倍，因此曾巩正是这一大背景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曾巩塑像

因此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所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濂语）因此欧阳修论述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该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王安石在其关于《取材》的文章中论述说:“文吏不仅应该尚文辞，还要通古今，习礼法，晓达天文人事、政教更张，以详乎政体，儒生不仅习句读，也要明悉制度与时政沿袭，以缘治道。”因此，在这些进士中一直将命运与国家深度联系，“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的自觉逐渐在曾巩这样的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

曾巩的宦海浮沉，说明了北宋官员制度怎样的情况。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将曾巩外放任当涂司法参军，以明掌握基层司法公务。转年，在欧阳修的协调下到京师负责文化整理工作，并为此撰写了大量序文。

十年后，曾巩被外放绍兴出任通判地方官，以此历练政务处理能力，表现不俗，尤其在赈灾的民生工作中较为务实高效。1072年后，由于处理政务能力突出，不断将其调往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出任知州。其岗位历练十分丰富，在北宋来讲他的基层简历扎实程度已经非常了不起。

曾巩书法

曾巩尤其擅长地方的冤狱审判、维护治安、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这些完全说明了他对政务的处置能力。

为什么在62岁在《局事贴》中向老友倾诉，隐藏怎样情结。

如此务实的官员，为何没能继续“进步”呢？这似乎有点说不通，直到两鬓斑白时，回到京师成了他最后的希望。从大历史来看，曾巩属于王安石新法的推动人物，因此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难以适从。这一点上，与苏轼的“满肚子不合时宜”大体相当，但是曾巩终究未能如苏轼那般走到副宰相的位置，相反一直都属于宋朝的中层官员而已。

北宋官员

因此一百多字的《局事贴》折射了北宋官员面对无法掌握的前路的一点慨叹，是凄凉也是无奈。由于在成为王安石的手下重要一员，在“变风俗，立法度，方巾所急也”的推动下，曾巩受到了了另一对立面的排斥。

此外宋代文官制度,实行多元化的选任方式。科举取士学校考选，恩荫补官、官员出职、杂色补官以及摄官转正等，都是进入仕途的路径。当时的大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或恩荫补官入仕的。作为特权选官的主要方式，通过恩荫官员走入科举入仕者数量为多;因此大量官员的调动也颇为繁杂。

王安石变法

宋朝对于在任官员的考核(当时称之为“考课"或“课绩"），原则上是对于官员品德操守及才干绩效的综合评定;以“循名贵实”为目标:而以对其德行、才能的综合检验为主要内容。这种考核既是对于官员业绩的检查与督励，也是朝廷多方获取信息的途径之一。这里面的最大因素就是“朝中是否有人”，显然，曾巩应该被划分为“王安石的人”。然而，王安石黯然回老家后，司马光再度全面否决新法，因此，曾巩被牵连是实属意料之中。

相关典籍

因此，曾巩在司马光当朝是万难经过“考核”顺利回京的，不得已只能自己找到老朋友求助。可以看到在信里的简短并非出于潦草，而是事情过于敏感，所以曾巩尽可能简化。并且向老友表示：“我估计今年夏秋应该可以办好交接手续，继续做点新的事物，届时我会从您的家门口经过，并通过您的下人向您致谢，这样才能把我对您的万分感谢当中的一份表达出来。”

显然这位老友与当朝的权威人物关系密切，不然曾巩何必如此谦恭呢？遗憾的是回京两年后便去世，留下了无尽的感伤。因此透过这份后世“价值连城”的书信，让人看到一百多个字的背后写满了荒凉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