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0年，病中的明光宗朱常洛吃了两颗红色药丸。第一颗，让他精神抖擞、身心舒畅；第二颗，却让他一命呜呼、驾鹤西去，当时距离他登基仅仅过去了2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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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人们才搞清楚，这两颗所谓的神奇红色药丸，其实就是春药。正值壮年的帝王，为啥会吃这种东西？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经历、尤其是家庭亲子关系。在这方面，朱常洛称得上是个“可怜的孩子”：从父亲万历皇帝那里，自己和母亲几乎从未得到过一丝亲情的关爱。

公元1578年，在位六年、年仅16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册立王氏为后。王皇后虽为人娴熟、仪态端庄，却天生不育，也不被万历所宠爱。

在四年后的一天，万历在母亲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洗手，旁边伺候他的是一个姓王姓宫女。也许是王姑娘颇有几分姿色，当时年仅20岁、血气方刚的明神宗一时兴起，便临幸了她，随即便把此事抛诸脑后。

但不曾想，王姑娘就此怀孕，肚子肉眼可见地一天天大了起来。经过确认，李太后按规矩安排人把这事记录在内起居注里。

按照明朝皇帝对宫女“有私欢，必有赐赉”的规则，怀孕的王宫女应当被赋予相应的名分。但万历一来嫌弃王氏身份低贱，而来自己本就是一时起意、对她谈不上喜欢，不仅拒绝封赏，甚至还矢口否认自己临幸过王氏。

但李太后早有准备，她命人搬出起居注，只见万历这件风流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被记得一清二楚，由不得他不承认；随后，李太后又苦口婆心劝儿子：自己逐渐年长，日盼夜盼着抱孙子，既然王皇后无法生育，眼前这王姑娘若能代劳，岂不美事一桩？

证据确凿、母命难违，万历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册命王氏为恭妃。同年，王恭妃如太后所愿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万历的皇长子朱常洛。

但万历对王恭妃的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观，甚至亲生儿子也连带着被冷落在一边。史书称，王恭妃母子常年住在最偏僻的宫室，很少见到万历一面，而且“一应恩礼俱从薄”，哪有一丝皇妃皇子的待遇？

至于政治地位，那就更别提了。虽然朱常洛刚一出生，李太后和满朝文武都把立储提上了日程；但万历以“希望生个嫡皇子”为由、百般推脱。

四年后，万历所宠爱的郑妃生下了皇子朱常洵，待遇上的差别立即出来了：郑妃被封为皇贵妃，朱常洵也得到了万历的万般宠爱。

万历皇帝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封建礼法中长幼有序的规则、不利于政权的稳定，遭到了许多大臣的激烈反对。对此，他采取当面拖延众人、私下向郑贵妃许诺的两面做法，长期压制朱常洛、抬高朱常洵。而众臣也不甘示弱，坚决硬刚。以至于到了公元1590年（万历十八年），常年被怼的万历认为大臣们是故意针对自己，从此消极怠政、不上早朝。

一直到了公元1592年，忍无可忍的李太后亲自出面施压，万历才极不情愿地册立已经年满20岁的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则被立为福王。

但是，即使在这之后，万历皇帝对自己的太子也十分冷淡，王恭妃也没有“母凭子贵”，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一直到公元1605年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出生，升级为爷爷的万历才在开心之余提升王氏为贵妃。而对于郑贵妃母子，万历则一如以往、变本加厉地百般照顾，他还违反制度，把本应待在封地的朱常洛留在京城。

这在封建时代是极为不正常的，几乎是“官宣”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不稳。死心不改的郑贵妃以及党羽虎视眈眈，试图抓住朱常洛的小辫子；而偏偏万历皇帝又是出了名的长命。两种因素叠加，让朱常洛成了历史上最为悲催、最为战战兢兢的太子。

公元1613年，郑贵妃被人举报诅咒朱常洛、李太后。涉及到自己最尊敬的母亲，万历怒不可遏，一度想严查此事，但经过考虑后只是将福王迁到封地。这样一来，福王夺储一事自然受到了打击。

两年后，震惊一时的“梃击案”发生：有人手持木棍闯入朱常洛所在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后才被制服。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福王一党，惊慌之下的郑贵妃不得不听从万历的指示，向太子下拜求饶。

最终，朱常洛放了郑贵妃母子一马。从此之后，他的处境好了许多。直到公元1620年，当了48年皇帝的万历驾崩，历尽艰辛的朱常洛终于当上了皇帝，是为明光宗。

即位之初，朱常洛展现出了完全有别于父亲的积极风格，短短时间内就颁布了好几项针砭时弊的政策：

停止征收矿税、罢免矿监，废除一切捐奉。诏令发布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从自己的内库房中调拨200万两白银，命令辽东经略熊廷弼用来安抚九边。虽然钱不多，但这种心系将士的举动却让朝野极为感动；

大量启用过去被打压、贬斥的谏官，提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中下级官员，让一度停摆的政权架构再度恢复了正常运转。

毫不夸张的说，经过明光宗雷厉风行的整顿，明朝的气象有了很大改观，让人们看到了扭转颓势的希望。然而谁也没料到。这一切将迅速戛然而止。

过去30多年里缺乏父爱、时时刻刻提防被人算计的生活，让朱常洛形成了小心谨慎、沉稳低调的性格；但常年的压抑隐忍，也让他的内心高度扭曲甚至变态，具体来说，就是极度的贪恋女色。自从自己当上皇帝、没了父亲的威慑后，他就敞开了地纵欲，除了上朝，就在后宫与一群美女厮混。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即位的第十天，即1620年8月10日，朱常洛就一病不起。更离奇的是，对于这种因纵欲过度而导致的身体虚弱，太医崔文升竟然诊断为“肾虚火旺”、开出了一剂泻药。朱常洛服下后一天之内拉了三四十次肚子，病情越发严重。

对此，群臣高度怀疑是郑贵妃所为：

其一，崔文升原本就是郑贵妃的亲信；

第二，在朱常洛即位的第二天，郑贵妃就往宫里送进了8名绝色美女；

第三，朱常洛病重，郑贵妃却急着催他封自己为太后。

正当朱常洛毫无好转迹象、朝廷为此急得团团转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请求进献仙丹。虽然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不应乱用药、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李可灼私自通过太监、让朱常洛获悉了这一情况。

8月29日，自知时日不多的朱常洛召集群臣安排后事，突然间提出要召见进献仙丹的人。李可灼随即赶往宫中，进献了自己“精心炼制”的一颗红色药丸。

服药后，朱常洛顿感神清气爽，甚至还高兴地告诉群臣，自己身心舒畅、食欲大增，让众人大可放心、无需担忧。看到这一场景，满朝文武无不欢欣鼓舞、高兴地离开皇宫，只留下李可灼和几个太医在宫里服侍。

当天夜里，朱常洛又服用了一颗红丸。期间官员们曾派人入宫询问情况，得到了回复是：皇上病情稳定、进展喜人。然而到了第二天一早，明光宗朱常洛猝然驾崩，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这一过程实在过于诡异，朝野一派哗然。

其实李可灼进献的所谓红丸，就是由红铅、秋石、人乳炼制的红铅金丹，是一种宫廷秘制春药，服用之后，虽然短期内令人精神振奋，但实际上是毒上加毒、让早就虚弱不堪的朱常洛快步迈向了死亡。

当时舆论大哗，群臣纷纷要求彻查、追究责任，而郑贵妃显然是最大嫌疑人。但此时已经没有人能有效遏制郑贵妃一党，在他们的阻挠下，此案最终不了了之。直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才判李可灼流放边疆、崔文升发配南京。

就这样，一生坎坷、历经艰辛的朱常洛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月天子”，明朝回光返照的希望就此随之灰飞烟灭。天启帝朱由校即位后，明朝政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爆发了第三次阉党之祸——魏忠贤乱政，明朝距离灭亡的结局越发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