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人对《三国演义》从小就有浓厚的兴趣，他后来读大学、读研究生始终初心不改，那种一片痴心在《三国》，寝食其间的热情和执着，我看在眼里，也很是感慨。特别是近年来，他在微信公众号陆续发表系列文章，其有趣的视角、接地气的表述以及个性化的见解，也曾吸引我，并帮他推荐到官方媒体发表。适逢他把系列文章集结交文汇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展读之余，也想谈一点粗浅心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三国演义趣谈》，李家人/著，文汇出版社

从哪里谈起呢？恰好前几天参加一位博士生论文预答辩，谈到了李家人的推文，我就从这个话题谈起吧。

那篇论文涉及高中语文教材所选的《失街亭》课文，有“以《骄兵必败》为题，写一篇短评”的情境作文题。我当时提出，如果读过李家人的公众号推文《街亭之战——纸上谈兵的后果》，就可明白，教材用“骄兵必败”来要求学生作文，可能是流于偏面的，至少没有抓住关键问题。尽管在战前，面对诸葛亮的质疑“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马谡的回答是：“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叡亲来，有何惧哉！若有差失，乞斩全家。”似乎显得很骄傲，看轻了真正的高手司马懿。但仔细想来，马谡拿曹睿来与司马懿比，看重的是对手地位而不是实际水平，凭此思路与对手较量，这才是深入骨髓的教条主义的表现，与其纸上谈兵，倒是一脉相承的。相比之下，诸葛亮说“吾岂惧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是具有更务实眼光的。由此出发，李家人在分析刘备阵营里的人，把马谡的失败归为纸上谈兵，关羽的失败归为骄傲自大，才是更精准的把握。

精准往往来自于对人物的全面理解，其开篇所分析的曹操人物形象，从世人熟知的“奸雄”入手，在“奸”与“雄”之间加以颇有分寸感的细细辨析，尤其是揭示其雄才大略的一面，就有较大说服力。例如，他分析道：

曹操的雄略，还体现在对属下之人适时宽容。第三十回中，曹操和袁绍大战于官渡。一度绝粮，濒临失败的曹操，采纳了许攸的计策，一把大火把袁绍乌巢的粮草烧了个一干二净。随后，又采纳荀攸之计，谣言分兵，散去袁绍十万兵力。再趁势八路齐出，杀得袁军尸横遍野，血流盈沟。曹操大获全胜之余，却在袁绍没来得及带走的物品中搜出一包书信，都是曹操军中及大本营许昌的人与袁绍军暗通的内容。旁人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袁绍之强，孤尚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随即下令把这包书信当场烧毁，不再追究。

读至此处，不能不让人感叹曹操的英雄气度。因为，两军交战，胜负未分而交通敌国，这样的举动，在古今中外任何地方都是极为严重的叛国大罪。况且，曹操在战胜之后，更加有理由以高高在上的胜利者心态，把这些暗通对手的叛徒处死。曹操在大胜之后，宽容了已无足轻重的交通敌国之罪，不仅让那些被宽容的人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也让更多的下属知道自己宽于容人。真可谓一举两得。

当然，在李家人的论著中，精准也来自人物分析时，比较方法的自觉运用。比如他在论及孙权和曹魏政权的关系反复无常时，拿吕布来与之对比说：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同样是在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立场之间左右横跳，为什么吕布就是洗不去的“三姓家奴”，孙权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呢？其中奥秘在于，吕布左右横跳，为的大多都是赤兔宝马，美女貂蝉，万斛粮食，乃至一百五十匹马这样，眼前的，能抓在手里，相对而言的蝇头小利。而孙权时而和魏，时而敌魏，为的是整个孙吴的存亡发展。和宝马美女，粮食马匹等个人的眼前小利相比，涉及一方政权的存亡发展，任何决策都非儿戏。而孙权正是因为能在风云变幻的三国时代正确判断局势，审时度势，左右制衡，能屈能伸，才使得孙吴成为三国时期生存最久的政权，也才能赢得“生子当如孙仲谋”的高度评价。

把比较置于价值观差异的立场来展开，不但有说服力，也是能给现实中的人以积极人生导向的。

事实上，李家人无论评价人物还是分析情节，在揭示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走向时，都没有局限于人物情节塑造的技法本身，没有流于纯形式的趣味主义，这倒常常是古代小说评点家的一种通病。他能够从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从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角逐的大背景中来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让传奇故事背后的那种严酷的政治现实，在他细致的剖析中浮现出来，让人读来有一种警醒的意味。比如他在谈富有传奇色彩、也是为国人津津乐道的“空城计”时，就如此。在他看来：

现在的人们但凡谈论这个故事，大多总会赞叹诸葛亮的镇定自若和超凡智慧。但实际上，司马懿见到空城，退兵而走，背后是有深层的政治因素的。因为，以司马懿的水平而言，他有很大概率明白，蜀汉政权的军事和内政尤其是军事，可以依仗的只有诸葛亮一人。如果这次司马懿真的攻下西城，擒获诸葛亮，那么以当时的形势而言，曹魏顺势发兵，攻灭蜀国是很自然的事。而司马懿这个时候虽然是曹魏的骠骑大将军、平西都督，但是那个时候的魏明帝曹叡对司马懿并不完全信任和放心，曹魏的文臣武将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是绝对忠诚于曹魏皇帝的。这个时候，如果蜀汉的外患不复存在，曹叡极有可能掉过头来铲除司马懿这个“必预汝家事”，野心勃勃的权臣。所以，当时司马懿可能也并不想在地位并不稳固，势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就消灭蜀国。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一个能圆得过去，让其他人能相信的，不马上擒获诸葛亮的理由。所以，不管司马懿有没有看穿空城计，诸葛亮的空城计，都给了司马懿一个不擒获诸葛亮的理由，使得司马懿能名正言顺的放过诸葛亮。

桃花坞戏文木刻年画《空城计》，苏州博物馆藏

如果循此思路来分析，那么，关羽失荆州，固然如作者所言，“表面上是因为轻敌大意，实际上却是为诸葛亮背了个大锅。”因为《隆中对》所阐述的战略方针中，“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这两条建议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除了这样的“实际”，是否还有另外的“实际”？

我曾读到方诗铭先生在《论三国人物》中阐释章太炎的一个观点是，担心关羽的骄横将来无人可控，“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殒关羽之命。”由此进一步联想到，李家人文中提到，“据守上庸的刘备养子刘封，曾多次以上庸占领不久，不能轻易离开为由，拒绝援助关羽，间接导致关羽丢失荆州、自己被吕蒙擒杀。”再后来，刘备为巩固嫡子的地位而杀死养子刘封，不援助关羽也应该算罪状之一吧。那么，这究竟算不算刘备早就埋好的让身边的好兄弟和养子连环陷落的大坑呢？在李家人分专题讨论的内容里，如果可以诸如此类前后联起来思考，在持之有故的前提下，传递言之成理的观点，是能够给我们读者更大乐趣的。

这种乐趣，既是知识丰富的乐趣，更是思想成熟的乐趣。但走笔至此，转念一想，如果思想成熟的表现之一是把人的内心隐秘看得太清楚，或许也未必好。有可能会增添一种智慧的痛苦而不是乐趣了，个中滋味，大概不少人是有过体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