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周得中策”，简单说就是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小目标，实际效果却是治标不治本，挨打永无止境。

对于匈奴人的入侵，周朝人的策略是“命将征之，尽境而还”。通俗点儿说就是你敢打我、我就打你，这叫正当防卫；但防卫有限度，所以把匈奴人赶出国境就行。但是，你禁止不了人家下次还来打你，所以只能一直正当防卫。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所谓“汉得下策”，简单说就是以极高代价追求极端目标，目标是釜底抽薪、永绝后患，但这实在太难，成本也太高。

对于匈奴人的入侵，汉朝人的策略是“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通俗点儿说就是你敢打我，那我就追到你家打死你，这就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而且还要致人死亡。而防卫过当的目的是让你以后永远不敢、也不能再来打我。但匈奴的纵深太长，所以打死几乎不可能。关键问题是成本也太高，甚至能把自己搞到崩溃。

所谓“秦无策焉”，简单说就是以最大代价实现了最小目标，目标是釜底抽薪、永绝后患，但实际效果就是“尽境而还”，跟周朝人一样。

对于匈奴人的入侵，秦朝人的策略是修长城，即“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通俗点说就是你敢打我一拳，那我就在咱俩之间修堵墙，让你以后永远不能打我。这个防卫成本高不可攀，却啥用没有，因为人家真可以翻墙过来打你。所以，到最后还不如周朝人。因为你这个正当防卫的成本太高。（PS：这些都是严尤的认识，实际后文会有重新解读）

中策有了、下策有了，连秦朝的无策也有了，那你总得有上策吧？

但严尤没说。

扬雄《上书谏勿许单於朝》给出了答案。

汉哀帝年间，匈奴单于上书汉廷，准备来年朝觐。这就是一副甘做属国的卑服姿态。你大汉皇帝是天子，我匈奴单于是诸侯。于是，按诸侯之礼，我来朝贡拜谒，以表尊拜臣服。

对于匈奴单于入朝这种好事，汉哀帝的大汉朝堂却犹豫不决：一是认为招待费太高，单于来了就得花钱，现在财政紧张，所以能省钱就省钱，索性别让单于来了；二是认为单于入朝对皇帝不好，即所谓的“厌人”。公元前49年，匈奴单于来了，结果汉宣帝死了；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来了，结果汉元帝死了。匈奴但凡来个单于，那汉朝就要死个皇帝，这谁受得了？

即便不死皇帝，汉朝也会天灾不断。此时，汉哀帝正在生病，匈奴单于却要入朝，这难免不让大臣们犹豫，所以直接拒绝了事：单于你别来、我们也没空儿。

对于朝廷拒绝匈奴单于入朝这件事，扬雄上书反对，就有了这篇《上书谏勿许单於朝》。在这篇上书中，扬雄说：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

“此乃上世之遗策”，上世是否有这种遗策？谁也不知道。而扬雄之所以说“上世之遗策”，完全是因为古人的价值观。即认为今不如昔、现在不如古代，各种理想治世都是古人的，今人只能模仿和跟随。

所以，“单于归义”“陈见于前”，这种“上世遗策”才是解决匈奴问题的最佳局面。局面只是结果，而怎么实现这个局面以及怎么维持这个局面，才是所谓的“上策”。

匈奴单于来朝这个局面，始于汉宣帝时期。

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

宣帝的元康、神爵年间，匈奴内乱，发生五单于争立。于是，汉朝拉一帮、打一派，既分化匈奴又拉拢匈奴。同时，匈奴还不断发生天灾，而汉朝又持续提供了财政援助。内乱和天灾是解决匈奴问题的契机。宣帝朝利用了这个契机，采取了正确策略。于是，汉匈之间由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状态。

但是，还没完。“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也就是说汉朝仅仅实现了约束匈奴，而远没有控制匈奴。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

这之后，汉朝的策略则是一种看似消极而实为积极之策，即：来朝、来归附的，不拒绝；不来朝、不归附的，不强求。

但是，跟着大哥有肉吃。所以，来朝、来归附的匈奴人逐渐成为主流。

而归附的匈奴人，与不归附的匈奴人，立即形成某种立场矛盾。到这时候，就不需要汉朝人动手了。归附的匈奴人因为得到了汉朝的支持，所以力量越来越强。时间一长，他们也就有能力将不来朝、不归附的匈奴人消灭消化掉。

最后，也就形成了扬雄所谓“上世之遗策”。这显然是一种时势激荡后的结果，而不是汉朝努力的手段和追求的目的，即不是策略。但古人的逻辑能力不及现代人，所以把结果当成过程、当成手段，甚至当成“上世之遗策”的策略，也无可厚非。但扬雄论述揭示了解决匈奴问题的上策，即制其人到制其心，然后一直制其心。

而要一直制其心，却是一个长久工程。因此必须尽量避免匈奴和汉朝之间产生矛盾，简单说就是汉朝不能没事找事地制造嫌隙。所以，匈奴单于来朝这件事，汉朝不仅不能拒绝，而且还要高度重视，能给钱就给钱、能尊崇就尊崇，要千方百计地维持住这个良好局面。局面是结果，但维持这个局面，则是一种策略。所以，宣帝以来的对匈策略，才是上策。

即便后来汉朝实力大不如前，但匈奴这个北方劲敌一直没有搞出什么大动作。然而，大折腾王莽出手了，这家伙不把匈奴逼到造反就不能罢休。

先是让匈奴单于改名。

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

然后，匈奴单于改名了，本名囊知牙斯，后来改为知。匈奴当然很屈辱，但人家王莽给钱了。所以，改就改了，面子不如里子更香。

再是给匈奴单于换印。

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

玺和章，不是名字的不同，而是名分的不同。《汉旧仪》：“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皇帝和诸侯王才用玺，而列侯和大臣则用章。所以，王莽给匈奴单于换印，实际是把人家从诸侯王一级给降格为列侯一级。中间虽然有插曲，但匈奴单于还是忍了，因为王莽也给钱了。

三是改匈奴为十五单于。

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

如果汉与匈奴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关系，那王莽的操作就相当于直接干涉匈奴内政，而且不是一般的干涉，而是直接分裂人家国家，还直接分成了十五个。如果汉与匈奴是宗藩的关系，那就相当于汉朝在匈奴搞起了推恩令，硬生生把匈奴诸侯国给变成了一堆匈奴小列侯。所以，匈奴单于即便脾气再好，也不能再忍。

关键是王莽篡汉建新，匈奴已经具备造反的法理依据。因为匈奴只认大汉皇帝，而不认新朝皇帝。

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他。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

匈奴人之所以听命于汉朝，不是因为汉高祖刘邦，也不是因为汉武帝刘彻，而是因为汉宣帝刘询。因为宣帝对匈奴有恩，所以宣帝当皇帝，那匈奴就听命于汉朝。宣帝死了，但宣帝的子孙是大汉皇帝，那匈奴还会听命于汉朝。而王莽算是什么东西？他跟汉宣帝毫无血缘关系，而他所建立的新朝跟汉朝也没有关系。

于是，匈奴造反，攻击边郡、杀略吏民。

但是，王莽是谁？没事都要折腾，更别说有事了。匈奴造反，正是自己扬威立万的大好机会。随即，大新王朝的工作重心立即转变为解决匈奴问题，而且一定要往大里解决。即：

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

王莽直接搞起了举国总动员，突击提拔了十二个集团军司令，然后征发各郡各国赶紧出人出钱整军备战。

关键是王莽的操作要多无厘头有多无厘头，你都看不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

议满三十万众，贲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

王莽的意思是：必须集中够三十万军队和三百天粮草，然后咱们才能十路出击，一举干死匈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臣严尤才向王莽上书，列举了而所谓的“周得中策”“汉得下策”以及“秦无策焉”。

而严尤的本意不是提出解决匈奴问题的最佳策略，而是告诫王莽别再折腾匈奴，应该赶紧解决内政。

同时，严尤也指出你王莽的这个操作要多愚蠢有多愚蠢。“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跟匈奴打仗，就要深入草原大漠，所以一定要学汉武帝，即精兵出击、少带辎重，关键是不能超过一百天。简单说就是快去快回的速决战。原因不是军队不能打得更久一点儿，而是后勤跟不上，接续不了百日以上的粮草。

但是，王莽听了吗？王莽没听。而没听的结果则是搞废了边地，也搞残了国家：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因为王莽的胡乱折腾，所以汉匈关系由和平转为战争，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地边郡。同时，你王莽集中的十二个集团军、几十万人，却啥也不干，就呆在原地吃粮食，然后国家财政也被彻底掏空。新朝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就是王莽的瞎折腾，对内折腾改革、对外折腾匈奴。改革改得天怒人怨，备战备得天下骚动。等赤眉绿林一起，王莽和他的新朝，甚至连一个大厦倾倒的过程都没有，而是直接轰然倒塌。

那么，严尤所谓的“周得中策”“汉得下策”以及“秦无策焉”，又该如何评价呢？

其实，王莽的操作也叫无策，甚至都可以说是作死的操作。他是在用一个比修长城还高的成本去愚蠢地追求一个也遥不可及的极端目标。

始皇帝修长城，成本的确高。但把时间拉长，哪怕分成十年来修，这个成本也会呈指数下降。因为你要得越急成本才会越高。因此，始皇帝修长城未必逼得天下造反、百姓流离。杨广修燕代长城才会。因为工期太短，所以才会出现“百姓失业，道殣相望”惨状。

那么，秦朝修长城之策，是上策、中策，还是下策？

肯定不算上策。宣帝以来的对匈策略才是上策。但也不能算下策。所以，秦修长城算中策。

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不修长城，其他王朝几乎都修。如果修长城这个策略不好，那其他朝代为什么还要采取这个“无策”？

修长城是逼不得已的唯一选择。面对北方边地问题，你总得干点什么吧？修长城既是一种止战又是一种备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好战可以有，但以长城为界，再往北，我不打了，这是止战。备战必须有，长城就是国家军事工程，修长城，才能动员百姓，这是备战。

如果不修长城，这个防御成本会更高。比如宋朝，陈兵百万于河北之地。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就要占比财政开支的六成以上。宋朝不是不想修，而是没法修。因为山河之险全在契丹大辽手中。等女真人入主中原，这家伙虽然出自游牧民族，却立即修长城。所以，但凡能修长城，大家肯定要修。

而所谓“周得中策”，实际才是无策。

因为这等于平时不烧香、急来抱头脚。胡人不入侵，自己不备战；胡人来入侵，自己才防御。你这个套路，只能等着挨打。所以，犬戎一个胜仗，就能攻入镐京，然后逼着西周变东周。

西汉初年，国家没钱，而秦长城年久失修。所以，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几乎等同无长城防御。那效果如何呢？效果就是匈奴一耀武则“京师大骇”，而“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而这也就能把首都长安给防御一下。

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

后期，汉朝的政策越来越积极，在武帝前就出现了李广、程不识等一众名将。但这些人防御匈奴却主要是借助了秦长城，以破旧的秦长城为依托，然后才能对匈奴展开防御。后来，汉武帝虽然横扫漠北，但汉长城恰恰在汉武帝时期修筑的。

那这个“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的“汉得下策”呢？

这个下策，如果不配合长城，那就是真正的下策。原因是成本太高。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王者。你得花费多少钱，才能把匈奴骑兵给打残打废，甚至打到灭族。这是个极端目标，所以永远也不可能。

汉匈大战持续了汉武帝整整一朝，这个花费堪称中国历史之罪。后世王朝的财政策略，几乎都在学汉朝。原因就是武帝朝一直花钱搞战争，所以只能各种竭泽而渔。于是，生生把自己倒逼成了财政高手。

关键是这个下策，也不是谁都能用？秦朝能用、汉朝能用，然后隋唐也能用。而除此之外，几乎谁也不能用。搞战争能搞几十年，什么王朝也扛不住。

所以，严尤的这个“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应该是秦得中策，以后历代都在学秦朝；汉得下策，除了隋唐能学一下，别人学不来；周才无策，以后历代也没人学周朝。而上策的操作难度太高。蒙古人和清朝人可以这么玩，因为人家本就出自草原。其他王朝想玩，却玩不到宣帝以后的水准。明朝也仅是羁縻，远没能让蒙古人感恩怀义。

因此，主观上绝对不能学周朝，这纯属无策；客观上很难学汉朝（主要是汉武帝），这才是下策；主客观条件都凑齐，才能学汉宣帝，但太难，真心做不到；所以大家只能学秦始皇，老老实实修长城的中策，不算好但也不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