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才俊之士，都具有生命取向高和关心时局的两大特征。曾国藩在做京官时改名“国藩”，他的志向是“为国藩篱”，也就是要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自我期许是很高的。

不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把握时代变化和人心思潮是必不可少的。脱离对世道人心的精准洞察，就做不到“乘势而起”和“因时造势”，也成就不了英雄。曾国藩是时势造出来的“中兴名臣”，本文从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几次密谈入手，看他是如何准确认识晚清国运的兴衰与成败的。

太平天国平定后，朝廷上下普遍认为祸乱已除，百业复兴、王朝中兴指日可待。曾国藩是封疆大吏，接触人广，遇到的事儿多，对社会人心的体察也更加真实深刻，他明白清王朝的强大对手虽不存在了，但大清面临的形势并不见好转，清廷内部暗流涌动，社会矛盾危机四伏。他对幕僚赵烈文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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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用之人，一代不如一代，天下可忧也。”

晚清政坛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社会昏暗，官场潜规则盛行，腐败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几天后，1867年的六月二十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晚饭后再次谈到时局变动，曾说：

“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井乞丐成群，更有甚者妇女裸身无衣。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贫富差距大，困难群众多，社会上明抢暗夺的案件越来越多；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流浪妇女甚至连遮体的衣物都没有。百姓困苦没有余财，或许会有事端发生，该如何是好？

赵烈文答道：“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赵烈文的意思就是说，清朝立国已久，天下合久必分，今朝两宫太后及辅佐大臣有威望，只要不是核心中枢烂掉，就不会导致土崩瓦解的局面发生。最后他判断说：“以烈度之，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推测，清廷不会扛过五十年。

历史有时出奇的诡谲，事实正如所料，五十年不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宣告了清朝的灭亡。这是后话了。

曾国藩如何回应的呢，他对赵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对清朝他仍存有一丝幻想。

赵烈文不这样看，他回道：“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甚，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认为，清朝入关得天下太容易，入主中原杀人太多，即便当朝的君德正，也难抵消滔滔罪业，更无法挽救已腐烂透顶的清廷政权。

曾国藩听完，陷入了思考，许久没说话。

如果说他对赵烈文的看法当时还有所保留，随后在京城见到两宫太后以及京官重臣，他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

1869年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一职，当年的一月初到二月初，曾国藩在京城住了一个多月，受到皇帝接见。期间两次参加国宴，四次见到两宫太后，也会见参访了朝中的各方大员。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没见过皇帝和两宫太后等皇亲国戚，通过接触、谈话，他对清朝政府核心人物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更深看清了清廷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和症结。

几个月后，在保定直隶总督府，曾国藩对休假归来的赵烈文谈了他在京一月的所见所思。他说：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沉默，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奕、文祥、宝鋆数人。”他又说：“奕极聪明，但晃荡不能立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寻人辅佐；宝鋆忠厚有余，但威望不足，根基尚浅。”

曾国藩一年多前还认为当朝“君德盛”、“有威国运与人运，从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几次密谈说起望”，赵烈文所说“抽心一烂”不会发生，但当他对位居庙堂之高的满清权贵、朝中文武有了全方位了解后，渐渐失望了。在他看来，清廷政权的核心圈里，竟没有一位挽狂澜于既倒担任复兴大业的人，他为此感到很悲观。

诸事棘手，大国危局，却无万全之策，大清好像掉进了一个死局，等待它的只有分崩离析，早些晚些而已。密谈到最后，曾国藩竞对赵烈文说出——“吾日夜望死，忧见生灵再遭涂炭”的话，表露出对国运的忧虑和绝望。

在历史重要关头，大风浪即将来临之时，多数人并不能提前感知，只有极少人能洞察到时局的激荡，在平静表象中窥见暗藏的汹涌风浪。曾国藩是晚清政权的股肱之臣，他不愿看到大厦倾覆的景象，那意味着人间悲剧的重来。但在现状面前，他也不得不接受一个“悲观”的不远会到来的天翻地覆。

大国覆亡的一幕他没看到，小他二十岁的赵烈文也没等到，但数以万千的晚清民众却是天朝崩溃的见证参与者。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何况随之而来的是内外交困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个人命运之沉浮，与时代紧密相关，当国运不昌时，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