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是清代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为避免官员贪污，而制定出一套高薪养廉的制度。所谓“养廉银”，正如创立者雍正皇帝所说：“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其用意就是欲借高薪，来培养官员廉洁的习性，继而避免贪污事件的发生。

据《清会典事例》记载，京外官的各品级官员的俸禄具体数目如下所示：“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官员的俸禄是真的很微薄的，以正七品的地方知县为例，其一年的正俸就只有45两，平均下来每月就只有3两多的俸禄，试想用这点微薄的工资，如何去支撑起他雇佣师爷、皂吏、管家、家丁、奴婢等的费用呢？正如清代御史赵璟所言：“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如若按照当时一般官吏的生活标准来算，知县一月的俸禄最多只能够支撑其五六天的开销，剩下的二十余天，只能是吃糠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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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试想多数官员怎么可能会去吃糠喝稀呢？他们那么辛苦地考上科举，为的可不是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而是为享受那荣华富贵，做那人上人。因此，在朝廷发放的俸禄不足以让他们过上奢侈的生活的前提下，为了过上这奢侈的生活，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贪赃枉法，去横征暴敛，以此来为自己谋“福利”。此时是“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地方官对治下百姓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京官则对地方官是索求无度，一遇地方官上京办事，就竭尽所能地想捞上一笔，如地方官要想让六部办事，就得奉上“部费”，地方官要想官运亨通，夏天就要给京官冰敬，冬天则要给炭敬。总之，此时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他们是只知想尽办法地去掠夺民间的财富，而丝毫不知为民请命。由此，至雍正朝，整顿吏治问题已是势在必行，如若再不整治，清朝真的就离灭亡不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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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清朝吏治会如此腐败，这虽有多种原因，但这绝对是与官员的低薪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个官员每月的俸禄都不够自己养家的，只能是维持五六天的正常开支，你还能奢望他去廉洁奉公，去为民请命吗？平心而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雍正皇帝而言，他要想整顿吏治腐败的问题，首要解决的就是官员的低薪问题。正如雍正所言：“若图稳之好听……又不管其养资，但泛言不许扰害地方百姓，恐众属员未必诚服”。由此，基于这种原因，雍正帝实施了“养廉银”制度，给官员发放养廉银，让其可以依靠这个来维持日常生活，而不需依靠贪污受贿来满足其生活所需，从而改善吏治，让吏治变得清明。

当然，雍正皇帝推行“养廉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自己接下来的严打贪官污吏的雷霆行动变得名正言顺。毕竟，如若在以往还是实施低薪的时候，雍正皇帝推行严苛的反腐措施，百官势必就会以俸禄过低，无法养家为借口，去阻止雍正皇帝的反腐。而若是实行了“高薪养廉”的政策，那百官显然失去了贪污的理由，由此，雍正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反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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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自“养廉银”推出不久，雍正皇帝就下令：“倘再有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最初，雍正皇帝所实施的“养廉银”主要是针对督抚以下，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主官。但是，这种针对性不可避免地就会引起一个问题，那就是让京官的心理开始变得极为不平衡，隐隐有了躁动的趋势。想来也是，京官与地方官同朝为臣，地方官每年能享受至少百两，至多万两的养廉银，而京官却什么都没有，俸禄照样低，生活照样过不去，试问谁能服呢？

如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对京中文官实施了双俸制度，即领取双份俸银和俸米，同时也实施“养廉银”制度，但有别于地方文官是从“火耗银”中获得的，京中文官是从各省上缴银两和国库盈余银两中获得的。

此外，雍正年间，对于武职也会发放“养廉银”，但相对于文官，其数目要低得很多。

到了乾隆年间，“养廉银”发放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雍正年间曾不被包括佐贰杂职，如同知、通判、县丞等被纳入到“养廉银”的发放范围中，自此清朝只要是官，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不论文武职，皆有“养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