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相”之称源于明朝。《明史·选举志》载：“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由上可知，翰林院的“庶吉士”是储相的第一人选，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自明天顺年间后，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当时内阁首辅多从翰林院词臣中选拔，而翰林院的词臣又多从庶吉士选出。

如弘治朝内阁首辅李东阳、正德朝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靖朝内阁首辅翟銮、嘉靖朝内阁首辅严嵩、嘉靖朝内阁首辅高拱、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四维、万历朝内阁首辅张位、万历朝内阁首辅朱赓、万历朝内阁首辅方从哲、天启朝内阁首辅叶向高、天启朝内阁首辅顾秉谦、崇祯朝内阁首辅温体仁等等，以上这些全为庶吉士出身。由此，从庶吉士在内阁首辅所占的比例来看，就可知，庶吉士作为储相第一首选的说法实为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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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庶吉士到底是干嘛的？为何从这里能走出明代那么多的内阁首辅人物呢？今天就来谈谈“庶吉士”那一二事。

所谓“庶吉士”，就是明朝翰林院内的一个短期职位，明时多从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而出，多为文学俱佳者，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职责，是为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

明代“庶吉士”选拔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据黄佐的《翰林记·庶吉士铨法》所载：“庶吉士之选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上以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改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云”。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为了锻炼新进进士的政务处理能力，于是就让他们前往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名曰“观政”。在翰林院、承敕监、中书署等近侍衙门观政的进士就叫“庶吉士” ，而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观政的进士则称“观政进士”。

从中可以看出，洪武时期，庶吉士是从进士中选拔而出，主要是服务于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所谓“近侍衙门”，就是专门服务于皇帝，随侍皇帝的衙门，这些衙门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职位、权力普通不大，但对皇帝的影响特别大，多为皇帝亲信之臣。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大概明白为何明代的内阁首辅多为庶吉士出身，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待在皇帝身边的时间长，为皇帝所熟知，所信赖。而内阁首辅执掌帝国中枢，若是有异心，则势必会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因此这个职位若不是皇帝信任的臣子，一般是做不了的。而此时，曾长时期陪伴在皇帝左右的，才学又很高的庶吉士自然就成了内阁首辅首选对象。

当然，在洪武时期，对于庶吉士的选拔并不是经常性的，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朝一共开了六次科举，但只有二次科举进行了庶吉士的选拔，一次就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另一次则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年解缙、黄金华等被选为“中书庶吉士”，也就是在中书署观政的庶吉士。除了以上两次，之后的四次皆无庶吉士产生。

明代对于庶吉士的选拔和培养真正开始成制度化的，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这一年，朱棣“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从二甲进士中选出六十余位才学过人，及善书法者为庶吉士，进翰林院学习，此称为“馆选”。自此明代选出的庶吉士，不再前往中书署、承敕监等近侍衙门，仅前往翰林院学习。

同时，自永乐始，一般情况下，庶吉士会在翰林院学习三年，由翰林学士负责教导，任教习（后改为礼、吏两部侍郎二人兼任），三年后“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考核合格者，二甲授翰林院编修，三甲授翰林院检讨，不合格者授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或州县官，此称为“散馆”。

当然，在明中期前，明代的“庶吉士制度”还不是很完备，存在些稍许的随意性。如，当时新进士必须通过“馆选”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成为庶吉士，但对于何时“馆选”，明廷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就是有时正常选，有时不选，有时却是同年多次选拔，如从永乐二年（1404年）到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除每科必选庶吉士外，有时还会一科多选，如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馆选”，宣德八年（1433年）三次“馆选”。

再如，对于是哪个衙门来负责庶吉士的选拔，明中期前亦也是反反复复，“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内阁负责，或礼部负责，或吏部负责。同时，对于何种人能够做庶吉士，明中期前亦也无硬性规定，“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此外，对于每次录取庶吉士的人数，明廷亦也是无定额的，有时仅一人，有时却是几十人，如永乐十三年（1415年）选拔了六十二人为庶吉士，可在宣德二年（1427年）却仅选拔邢恭一人为庶吉士。

明代的“庶吉士制度”真正被完善，是在弘治四年（1491年），在大学士徐溥的建议下，明廷正式确立“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的制度，即科举举行一次，庶吉士就选拔一次。

同时，弘治朝还确立了负责选拔庶吉士的衙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即规定了日后的庶吉士选拔由内阁、吏部、礼部一同负责。

此外，对于每年可录取的庶吉士的数量，弘治朝亦有定额，“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即每科最多不能超过20位庶吉士。

自弘治朝后，庶吉士的选拔虽然依旧有些变动，但大体如弘治朝所定的那般。当然，对于庶吉士的选拔，终明一朝，虽多有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明廷对于庶吉士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严格，非文学优等者不得为庶吉士。

即使被选为庶吉士，在三年的时间中，作为天下文人翘楚的庶吉士依然是被严格要求，时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专设有“会簿”一职，负责检查庶吉士的学习情况，一旦有松懈、偷懒的时候，会簿必定会严厉斥责，且当时庶吉士不但要受到会簿的监督，还要受到馆长（“推一年长者为馆长，总挈诸务”）的监督。此外，庶吉士在三年的学习中，每月都须交“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翰林院“立案”，以此来作为日后“散馆”时授职依据。

当然，庶吉士虽在选拔，及学习时被朝廷严格要求，但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只要他情商够高，他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毕竟庶吉士可是被明人称为“储相”的存在。

首先，庶吉士在学习期间，其授课老师多为翰林院、詹事府、吏、礼二部的高官，这对于庶吉士以后的仕途肯定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官员是极重乡谊和门生关系，而当时，在翰林院学习的庶吉士自然就是这些高官的门生，如此，这便为庶吉士以后政途的发展敞开了便利的大门。再是，庶吉士在学习期间，不但要学习，有时候还要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之责。想想看，作为皇帝的近臣，日日陪伴在皇帝身边的臣子，只要稍微有能力，他铁定是能被重用的。

因此，正是因为庶吉士这个职位能为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更是能比他人更容易成为朝中重臣的条件，比如“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当时南京和北京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三鼎甲和庶吉士出身不可任；再如权力大升迁又快的科道官员“新科进士皆不得与”，“御史必试职一年始实授，唯庶吉士否”，此外，庶吉士最诱人的就是有了进入内阁资历，一旦进入内阁，就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官员。

由此，庶吉士虽然不容易当，也不容易混，但还是让天下读书人为之趋之若鹜，更甚者，有时候在有些人眼里，庶吉士比状元、榜眼、探花都要更有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