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因朱元璋认为相权严重威胁到皇权的统治，所以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遂以“胡惟庸案”为契机，宣布废除“宰相制”，权分六部，由皇帝直辖六部，总揽全国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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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朱元璋毕竟只是一个人，精力始终有枯竭的时候，而明代的疆土又大，千余个县，哪怕每个县每个月只有二三件事情需要皇帝处置，这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绝非是一人就能独自处理得完的，据史所载，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曾在八天内，平均每天批阅奏章两百余件，处理国事四百余件，从中可知其政务的繁重。

而最开始，因朱元璋尚在壮年，他倒还能勉强去应付这些繁琐的政务，但随着他逐渐步入老年，其体力已经不允许他再去不眠不休地处理全国递送上来的奏章。可就算朱元璋再没精力去处理这些政务，他也得去处理，如若他不处理，全国递送的奏章就会堆积，而一旦奏章堆积，整个国家势必就会陷入瘫痪，因为以明初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局面，皇帝若不给出处理意见，各衙门、州县长官可是什么都不敢做，也是无权去做的。只得说，这就是废除“宰相制”所必然会出现的弊端。

如此，晚年的朱元璋迫不得已只能是再次启用一批人，即置殿阁大学士，以此来协助自己处理繁重的政务。而为了不重现明初相权威胁到皇权的问题，这些殿阁大学士官阶都较低，不过五六品，且职权也都不重，他们只负责替朱元璋出主意，却并不参与政事决策，决策一事还是由朱元璋一人所掌。

朱元璋

之后，到了永乐时期，因永乐经常在外征战，朝中事务依旧需有人处理，由此朱元璋所置的“殿阁大学士”被继续保留下来，并被加重权力，此时的大学士不再是提供意见的官员，而开始参与到朝中机密事务的决策当中。自永乐后，后世熟知的“内阁”由此形成。

此后，经仁宗、宣宗二代帝王的完善，内阁正式形成。此时，内阁大学士掌握票拟权，负责替皇帝批阅奏疏，并将处理意见写于票签之上，而后由司礼监转呈给皇帝进行批红，决定是否执行，若执行则将奏章交由六科校对，无误后下发，最后交由六部等衙门负责执行。

按理说，这套政治模式是比较完美的，皇帝掌决策，内阁掌建议，六科掌校对，六部掌执行，这种模式可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不至于因皇帝无能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但是，谁叫朱家皇帝，自朱元璋开始，就多是多疑之君，穷人出身的朱家皇族，是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自己的天下会被他人所夺。因此，为了自己的朱家天下稳如泰山，他们显然是不会将权力完全放在一个篮子上的。

宣宗时期，为避免内阁一家独大，同时也有偷懒的嫌疑，明宣宗就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批红”权交由司礼监的掌印、秉笔、随堂太监负责，此后是“群臣奏进文书，由皇帝亲批数本，其余由司礼监官按阁票所拟字样照录，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之”，除重要事务由皇帝亲自批示外，其余政务皆由司礼监代其处理。

因此，自宣宗后，内阁、司礼监与朝廷的关系很简单，“内阁”、“司礼监”与皇帝共同掌控朝廷。内阁执掌朝廷的运行；司礼监执掌朝廷的决策；皇帝则稳坐钓鱼台，平衡内阁与司礼监的权势，让他们可以相互牵制，以此稳定朱家对于朝廷的掌控，同时在关键时刻，若内阁与司礼监在某些军政事务上出现重大分歧的，皇帝则站出来乾坤独断。

着重要说的，是“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在很多人看来，内阁与司礼监应该是单纯的敌对关系，毕竟皇帝之所以让司礼监掌控批红权，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内阁，因此皇帝显然是不会让他们有相互勾结的机会的。而司礼监的权力又皆来自于皇帝，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继续拥有这权力，他们也不会去与内阁相勾结。所以，基于以上原因，多数人都认为内阁与司礼监应该就是单纯的敌对关系。

在真实的历史上，“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真的只有单纯的敌对关系吗？非也。

明代，内阁与司礼监并不是完全的处于敌对关系，有时他们还会进行相互合作。

到这里，或许很多人就不明白了，不是说古代那些文人士大夫们向来是瞧不起那班阴阳怪气的宦官吗？东汉史学家班固曾言：“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晕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而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亦言：“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就是宦官就是毒蛇猛兽，数千年来，对于擅权的宦官，文人士大夫们是恨不得喝其血，食其肉。那既然是瞧不起，内阁大学士这班百官之首又为何要自降身份去与之合作呢？这不是贻笑大方吗？

只得说，内阁与司礼监合作，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众所周知，宦官作为皇帝身边的近侍，较之外臣，他与皇帝待在一起的时间显然要更长，可谓是日夜相伴，因此宦官的言行多多少少是会对皇帝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再加上明代宦官又被赋予了“批红权”这等重权，利用这个权力，宦官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决定内阁提交上来的“票拟”通过与否的。

黄宗羲

正如黄宗羲曾言：“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官奴也”，明代，宦官的权力已经达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地步。由此，内阁阁臣们要想在朝堂上取得一番成就，他们就必须与司礼监进行合作，只有得到司礼监的支持，他们才能在政务上有所成就，也才能顺利地将他的政治愿望付诸实际行动中。

而在明代，内阁与司礼监进行强强合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和冯保。这两者之间的合作主要表现在冯保对张居正入阁和改革的支持与张居正对冯保利益的维护。

首先，张居正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大臣，这之中是少不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帮助的，当时若不是他在万历帝面前进言：“高先生云：十岁儿安能决事”，从而惹怒万历帝，促使是“上怒，入告两宫，两宫皆讶”，最终将内阁首辅高拱赶出朝堂，张居正又怎能当上内阁首辅？正如《明史》所言：“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而后，在张居正当上内阁首辅后，若不是冯保的支持，他的改革也不可能能那么顺利的进行着。要知道，最初张居正刚刚实现改革的时候，朝中可是有很多官员反对，而为了阻止他的改革，有些官员是数次上奏两宫太后，弹劾于张居正，可为何张居正却始终都没事呢？还不是因为冯保在内廷对他的鼎力相助吗？

此后，当张居正面临丁忧时，其政途随时都有可能陷入末路，而改革也随时有可能中断之时，此时冯保站了出来，“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他力促张居正夺情，以此保住了张居正的政途，及改革，如《明史》所言“居正之夺情及杖吴中行等，保有力焉”。

当然，对于冯保的鼎力相助，张居正也并未亏待于他。当时，只要冯保不干涉朝政，不伤国体，其他方面都是无底线的纵容，甚至还会主动维护冯保的利益。

冯保

如《明史》曾记载这么一件事：“及为太常，省牲北郊，东厂太监冯保传呼至，导者引入，正面爇香，俨若天子”，就是说当时冯保去祭祀的时，曾僭越礼法，使用了天子才能使用的礼仪。按理说这等逾越，已足够让冯保死上百回了，可这时张居正对其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再如，冯保曾经有意在自己的家乡建坊，此时张居正居然就吩咐当地官员替冯保代建。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张居正和冯保之间的已经是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政治联盟关系。他们是相互庇护，又相互利用，张居正维护着冯保在外廷的利益，而冯保则保证张居正在内廷中的地位，两者是互相依赖，共同生存。

而事实上，纵观明朝二百余年的内阁与司礼监的合作，也多是这种合作模式，即司礼监保证内阁在内廷中的地位，而内阁则维护司礼监在外廷中的利益，两者是共同发展，共同壮大。

不过，多数时候，明代士大夫们与宦官都处于势不两立的态势，再加上皇帝的有意推动，内阁与司礼监多数时候却是处于敌对的状态。“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倾倒于其手”，因当时明皇帝为了限制和削弱阁权，从而维护皇权，遂就将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以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让皇权可以凌驾于阁权和宦权之上。

随着司礼监掌控批红权，不可避免的司礼监就会与内阁发生矛盾，内阁不希望司礼监插手朝政，而司礼监也不希望内阁阻碍自己掌控朝政，由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冲突。

王振

如明英宗时期，王振欲把持朝政，此时以杨溥、杨士奇、杨荣为代表的内阁，为阻止王振把控朝政，就与王振为首的司礼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再如明武宗时期，刘瑾弄权，以刘健、谢迁、李东阳为代表的内阁就与以刘瑾为首的司礼监进行了有效的斗争，《明史纪事本末》载：“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闻帝与八人戏之度，连疏请诛，略曰：“政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侍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御。或旨从中出，略不与闻；或众所拟议，竟行改易。若以臣言为是，则宜府赐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责。而往往留中不发，视之若无”。

某一日，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就联合上奏于武帝，抨击司礼监扣留奏疏，造成了上下政令不通的局面，以此建议武帝要以江山社稷为重，诛杀掌控司礼监的刘瑾等八虎。

总的说，作为明代朝堂上两股最重要的力量，并持续存在百余年的时间，内阁与司礼监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既有互惠互利的时候，也有你死我活的时候，不过多数时候，是“你死我活”要多于“互惠互利”的时候。当然，无论内阁和司礼监是合作还是斗争，最终受益的始终都是皇帝。

与此同时，无论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如何，他们之间在政务上的正常往来，相互合作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硃笔楷书批之”，内阁和司礼监的分工是十分明确的，内阁拟票，司礼监则负责将拟写好的票传递到御前，皇帝朱批后，或者是司礼监批红后，则再将旨意、圣谕等传到内阁。也就是说，实际上司礼监就是皇帝和内阁之间的一道桥梁，双方之间的联系多数是要经过司礼监。